上了当与不请自来，正是我在1979年初抵东南亚的心情。泰国国际航空DC–10飞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我走出机门，一阵刺鼻的有机气味与潮湿的热气迎面而来，感觉就像在高温的厨房里被人拿湿毛巾狠甩一巴掌。
这场知觉的震撼洗礼，把我瞬间从西方拉到了东方世界。我坐在坚固的丰田卡罗拉后座，准备从机场前往市区，车子一路疾驶，快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与好几座装饰华丽的寺庙，寺庙的雕花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不久后，车子开进市区，街道旁脏乱的混凝土店面林立，空中交杂垂挂着无数电缆。这幅景象颇具后工业风，令人失望，有点像丑版的洛杉矶。
第一个晚上，我下榻拉玛四世路上的马来西亚旅馆，这是背包客口耳相传的著名旅店。进到房间，只见床垫软塌凹陷，床单上沾有污渍。我闲晃到旅馆附近一间印象中名为蓝狐的酒吧，看了店家以录像带播放的电影《猎鹿人》。回到旅馆，我听着窗边的老旧空调嘎嘎作响，彻夜难眠。
那一年，我初次见到的东南亚，深陷冷战所遗留的创伤中。美军于1975年从越南仓皇撤退，人民一片恐慌，害怕越南军队的坦克突破泰国边境不到48小时，便会攻进曼谷市区的素坤逸路。红色高棉凶残激进的手段撼动了柬埔寨，这个残暴的政权极力消灭知识分子，净空城市，并且逼迫幸存的人民耕植稻米。大多数的邻国受专制军政府统治，这些政府不是由西方摆布，就是受它们支持以制衡反抗势力，进而压制他们在丛林边界发起的暴动。东南亚尽管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中，仍怀有迈向繁荣稳定新时代的一丝希望。
大众观光业与廉价航空还未盛行的年代里，外国旅客很少涉足大城市与海滩度假胜地以外的地方。我不是观光客，而是在伦敦大学主修东南亚语言与历史的大二学生。那年夏天，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可能探索这个我选择研究却从未到过的地区，因此一到泰国，我立刻往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前进。
我飞到北苏门答腊省顶端的棉兰市，从当地好不容易熬过48小时的颠簸车程，横越苏门答腊，探访老家在西苏门答腊武吉丁宜郊区某个村落的大学同学黛维·福图纳·安瓦尔。司机没有见过西方人，坚持要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梅赛德斯巴士前座。
前排座位前是一大片布满苍蝇的挡风玻璃，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司机把车开在陡峭断崖旁，沿着崎岖山路蜿蜒而上。沿途多是翠绿稻田的风景，在雨水的拍打下闪闪发亮，红土田埂错落其间，犹如大地的伤口。这段可怕的旅程中，我爱上了名为“Kretek”的甜味丁香烟；也是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数周后，我回到武吉丁宜以北数千公里的泰国，与当地导游在热得发烫的红土路上走了好几公里，穿越茂密丛林，来到小镇迈萨良西边。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抵达克伦族的山地部落。一名脸上满是皱纹的和善长者站在茅屋外的拼竹台阶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盯着我们看，喊道：“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
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小村落的欧洲人，但克伦族的古老传说早已预示，知识之书将由白面之人带来，原因是，当初造物主在人类诞生之际散布这本书，但克伦族人太懒惰，以致错过了领书的机会。我帮那位长者照了张相，却忘了他的名字。当然，他以为我别有意图。当时，我正经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
我对东南亚的第一印象充满了炙热的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让人只能隐约瞥见这个懵懂拥抱现代世界，却又受到古代传统与习俗局限的复杂社会。
1979 年的新加坡，独立尚未满二十年。比起印度尼西亚与泰国，这个国家的市容较为整齐干净，许多街道林立着两层楼的住家式店铺，飘散着浓浓的肉桂与豆蔻气味。环绕着名为“政府大厦大草场”的旧时殖民中心，草地修剪齐整，建筑洁白纯净，从至今犹存的板球俱乐部白漆灰泥墙往下俯瞰，一览无遗。相反地，曼谷则是建筑外墙长满霉斑的水泥丛林，外围筑有热带庭园的精致木造宅邸零星分布其中，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早上会在庭园里用剩饭喂食池中的锦鲤，再将碎屑赏给忠心的侍仆。
旅游几周后，我与同样来自伦敦的学生们待在泰国北部首府清迈，这是一个极富田园风情的城市，每逢温暖多雾的早晨，或是落日将整片天空抹上淡粉色的黄昏时分，我总会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当地人优雅有礼，市区斑驳的城墙内矗立着近百座佛寺。骑单车绕城一圈，让人想起17 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探险家在暹罗旧都阿育陀耶留下的雕刻。这座城市平易近人的魅力与喧嚣，让我开始了解东南亚社会的基本词源学。
清迈固然魅力十足，但我向往印度尼西亚，深深为它那糅杂了胜利与悲剧的国族理想所吸引，沉醉在铜锣与铙钹不和谐的敲击声中，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是表里如一的。大学毕业后回到伦敦，我申请继续进行包含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
探究印度尼西亚奥秘的过程中，出身地中海东部、懂得多国语言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矛盾又复杂的西方移民身份。我写大学历史论文时，是以苏加诺为题，因而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我想起希腊籍姑姑1960年代初在罗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秘书时，曾见过这位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还拿到一张他的签名照。潜意识里有股奇特的力量，使我对印度尼西亚深感着迷。
但我没能如愿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至少当时还是如此。上一代的学者，尤其是已故康奈尔大学教授本·安德森，试图揭发苏哈托在1965年所谓的政变后，趁乱上位、谋杀约五十万名反对党可疑成员与支持者的黑暗内幕，之后，独裁的苏哈托政权几乎禁止所有外国研究生入境。
我转而加入一群社会科学硕士生的行列，他们在比较开放却并未更民主的泰国，费尽千辛万苦才敲开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大门。我花了50美元申请研究许可，而名义上研究清迈种族渊源的论文提案，让我在1982年初再度回到这座有如宝石般坐落于泰北群山间的魔幻城市。
研究期间，我接触到东南亚处理对立与冲突的特殊方式：一味避免。在泰国文化中，“面子”代表一切，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在西方，一般人们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灵魂；而在亚洲，人们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现自我。一旦丢了脸，自尊就会受到打击，以致突如其来的暴力反应不仅理所当然，也是意料中事。因此，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我从教训中学到，以侵犯或使他人蒙羞的方式揭露真相与现实，必然会引起不理性的极端反应。
某天，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中，我描述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赔罪，我到一间佛寺，向住持捐献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如同古代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以拯救灵魂，丢失的颜面也可以透过物质的交换挽回。这次的经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
1980年代中期是东南亚政治的转折点。一切始于菲律宾，年迈的独裁者马科斯紧握权力不放。但是，这位因妻子嗜高跟鞋成痴而出名的专制君主，在1983 年下令当众刺杀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时，也点燃了大众的愤懑怒火。
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位于伦敦布什大厦的狭小摄影棚里，报道刺杀事件后随即爆发的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我毕业后进入BBC工作，曾经在这个摄影棚里担任名称乏味的新闻时事节目《24 小时》的实习制作人。菲律宾多数的头条新闻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正是我值班制作新闻界所谓的“晨报”的时候。
那是有线电视刚开始全年无休的时期。马尼拉爆发的刺杀事件与示威游行，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的第一则国际新闻，当时是深夜，我人正窝在布什大厦深处一间阴暗的摄影棚内，距离那些现场一万多公里远。我看到这则新闻难掩兴奋，连忙联络相关人士准备直播采访，并借用了CNN报道的重要片段。紧接在世界新闻快报后15分钟的晨间节目，几乎都在谈论人民力量的革命。
突然间，我联络到人正在家中的美国众议员史蒂夫·索拉兹，透过信号不稳的电话问他能否联机。“好啊，”他说，“但我正在上厕所。”人人都期盼马尼拉的人民力量革命能够唤起雅加达及仰光等地的政治解放意识。媒体大肆渲染马尼拉的事件，急迫地推断这是亚洲历史的终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受公司指派为印度尼西亚通讯记者之后，才开始真正接触东南亚政治。1987 年5 月，我再度从伦敦搭上长途班机，飞抵雅加达时，又被湿气甩了一巴掌，迎面而来的气味比上次更呛鼻。我身上带着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核发的记者签证、高阶的索尼磁带卡式录音机与一对破旧的BBC罐头。我传回伦敦的第一则外电是印度尼西亚发射通信卫星的报道。
就这样，我告别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挥别伦敦奇西克与切尔西香醇的白酒与鸡尾酒，展开东南亚驻外记者的生涯。但是，我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有多少？
并不多。我花了几个月学习基础印度尼西亚语，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康奈尔大学知名东南亚政治与历史学者安德森与鲁思·麦克维伊的著作；为了研读有关失落文化的隐讳文章，转而参考说教意味浓厚、书页发霉的合订版《皇家亚洲文会会刊》；看了好几遍《危险年代》，研究SOHO区脏乱的贵都酒楼里用来装沙嗲或印度尼西亚色拉加多加多的特殊餐盘。
如此浅薄表面的知识与经验，几乎不够我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都市事件与感官刺激，以及1987年雅加达盛行的诡密阴谋与官僚乱政。
“独裁主义”与“镇压”听起来像是专有名词：无情、遥远又模糊，它们无法传达专制政权受害者遭遇的肉体疼痛与心灵磨难。斯拉梅·布拉塔纳塔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真正的熟人。有人说我必须见这位反政府人士一面。地下组织的领袖都是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我猜想要找他应该很困难。
因此，我走在门腾高级住宅区里某条邻近圣特蕾莎教堂、满地落叶的街道上，来到一栋外墙斑驳的荷兰式别墅时，有些失望。这位试图将透明度与负责制纳入招标过程而遭到解职的前矿业部长，在阳台看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他用代尔夫特出产的瓷杯斟茶给我，以粗犷的荷兰口音轻柔地说着英语。斯拉梅的外表，并不如警告我不要接近他的信息部官员所形容的那样有威胁性。
尽管如此，斯拉梅并不是个低调的人。在我们往来期间，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谈论前总统苏哈托专制政权的不公不义及印度尼西亚的悲惨历史。他身为反对团体五十人请愿团的发言人，写过多篇批判政府的社论与文章。谈话中，他生动描述扰乱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众多冲突事件，指明历次屠杀的确切年代。在他牵线下，我认识了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将军。
在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统治的短暂独立战争中，他负责策动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游击战略，而后在1965年9月30日那个命运性的夜晚，他带着妻子翻越官邸后院以躲避反政府皇室卫兵的追缉。这两个男人说出了毫无发言权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的尊严遭到践踏，必须压抑对种种事件的回忆，假装这些事件全是外国来的不速之客与狂热分子的夸张妄想。我不是狂热分子，但显而易见地我具有“侵犯性”。在我发表了一篇明显左翼倾向的文章后，信息部立刻传唤我，要我解释清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初到东南亚的那几年，我不断修正自己在伦敦学到的历史，同时努力安抚亲友们无声的恐惧与担忧。有太多太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斯拉梅可以在客厅为我倒一杯以镶有银饰与水晶的荷兰瓷器装的热茶，却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或离开这个国家；纳苏蒂安或许在争取国家自由的道路上贡献良多，却遭政府流放至坐落于绿树成荫街道上的破旧房舍，他在那儿默默无闻，也不曾受邀出席任何官方场合。如同马尔克斯笔下落魄卸职的陆军将领，遭放逐的纳苏蒂安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他当初为了争取独立而号召成立的军队也早已解散。
“军队就像棋盘上的棋子，”1990年12月某个炎热午后，这位老将军以深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们不再渴求团结，而是互相对立。”我从这里学到了东南亚人互动的另一个特点：一如我在泰国所发现的，问题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以保留颜面，更在于利用恐惧与胁迫来抑制冲突。
之后五年，我走遍印度尼西亚各地，从巴布亚省蚊虫猖獗的马老奇市到亚齐省的沙璜深水港。苏哈托政权的发展计划引发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处处可见，譬如，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发放基本用药与避孕药的小诊所。
苏哈托体型肥胖，有着一头灰发和粗短双手，经常可以看到他与戴着简朴草帽、笑得合不拢嘴的农夫说话，考察以他名义创建的基金会是否确实发放补助给农民。当时，我也听过人们抱怨生活受到禁锢、喘不过气，因为他们不可以表达心声。军方势力无孔不入。在军队所谓的“双重功能”下，所有政府部门的在职官员都是国会成员，作为中央以至地方的强大行政支柱。
行事正直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因为民服务而备受爱戴，这种人大多在军人同侪中显得廉洁，且遵循一丝不苟的王室纪律。他的官邸一尘不染，庭院的草木修剪齐整，制服烫得笔挺，每天早晨都行升旗礼。实际上，他是怠惰的陆军上校，因为犯了错而被调到脏乱的落后地区，在当地施行暴政。
远在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于2004年当上印度尼西亚第一届民选总统之前，我便造访过他在雅加达市芝朗卡普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当时苏希洛隶属军队信息部门，他的办公室空无摆设，而他的脸庞光滑圆润。大部分时候他都拿着各种颜色的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空谈，描述他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人心态。
的确，军队无所不在，但坦白说，我很少看到军事行动。我为了寻找战争的踪迹，多次走访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却只见到板着脸的士兵埋伏在空荡街道的咖啡厅里。战争在暗处开打，以小规模的冲突形式展现，或发生在战士的灵魂里。
一支亚齐反抗军自1976年以来为了脱离印度尼西亚不断奋战，政府军队被控滥杀数万名无辜的亚齐平民，根据亚齐解放运动组织编写的可疑暴行黑皮书，有些士兵还开坦克直接辗死百姓。同一时间，亚齐反抗军领袖流亡瑞典，从事邮差或市书记官等低阶公职来获取社会安全保障。反政府组织火力薄弱，也没有任何领地，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军队残虐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
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 著
张馨方 译
2021年5月，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