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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75%,贡献了65%的GDP。然而,家族到底改善还是削弱了自己企业业绩,其证据仍然鱼龙混杂,并发生着激烈的争论。

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研究的结果,我们[与特里尔大学的约恩·布洛克(Joern Block)和巴特洪内夫国际应用技术大学(IUBH)国际学院的多米尼克·瓦格纳(Dominik Wagner)一道]进行了荟萃分析,分析综合了涉及30个国家3880267家企业的204项学术研究。依据家人的参与身份是所有权人、管理者还是身兼两职,家族企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很重要:尽管世界各地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平均而言,家族所有权人可以提升企业业绩,而家族管理者的作用却不那么明显。

在我们调查的所有研究中,平均而言,家族参与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积极影响较小,其中家族所有权比家族管理权更让企业受益。然而,一些家族管理的企业表现更好,另一些则差之甚远,这与先前了解的情况不谋而合,即:一些家族管理者更可能表现出管理能力,而另一些则表现出损害企业的裙带关系倾向。

这项研究表明,这些不同的结果可以通过国与国之间在两种社情方面的差异最好的解释:对家族的信任和对机构的信任。

对家族的信任

在一些国家,家族的重要性和对家族的信任是第一位的。为了衡量对家族的信任,我们借助了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 WVS)变量“你对家族的如何?”——一个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的四分量表——得出的结果,并使用了任一特定国家所有受访者的平均值。

一方面,如果家族和企业需求发生冲突,家族管理者通常会优先考虑前者而非后者。这些国家的家族更有可能雇用不太合格的兄弟姐妹、子女、侄女、侄子和堂亲担任管理职务,也更有可能利用公司资源处理个人事务。

相反,在那些家族管理者对家族只予以适度信任,并在家族需求和企业需求之间划出更清晰界限的国家,家族管理的企业业绩要好得多。公司资源更严格地用于专业目的,公司雇用亲属的压力更小。

让我们看一个直接的比较:在法国这一对家族信任相对温和的国家,一项对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那些有家族CEO的公司表现出的盈利能力高于同行:平均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 , ROA)为11.9%,同行相比只有10%。对照而言,在西班牙这个对家族信任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另一项研究发现,家族CEO领导的企业实现的ROA为0.3%,而同行相比则为6%。

对公共机构的信任

第二个关键因素涉及公民对自己国家正式程序和法律效力的信心,以及他们相信警察、公职人员和法院会维护这些程序和法律的信念。这一变量是通过综合特定国家的人对以下机构的信心值而产生的:警察、法院、政府、议会和公务机关。每个相应的WVS变量范围都在“根本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的四分量表内。

如果一个国家的机构信任度很高,那么家族可能会采用公正的程序为每个管理职位聘用合格的人士,而不会考虑家族裙带。公民们希望企业主和管理者为不当行为负责,并因不遵守法律而受到惩罚,而裙带关系也不受鼓励。家族管理者可能会雇用亲属从事暑期工作或实习,但他们更清楚提拔不合格的家族成员而非更有能力的非家族管理者会带来的负面后果。

相反,如果公民对政府机构缺乏信心,并且对公务人员是否会正直行事心存疑虑,那么家族企业就更有可能转而向内,雇用更多家族成员。从定义上看,这会让他们局限于一个较小的人才库,增加了他们做出不当决定的可能性。

在源自哥伦比亚这一对正式机构信任度低的国家的一项研究中,有家族CEO的企业业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个。相反,在机构信任度很高的加拿大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家族CEO给公司带来的盈利能力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

对两者高度信任可能是最佳情形

或许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对机构和家族都有强烈信心的国家,家族管理的企业表现最好。美国因其一贯强调家族,又具备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商业监督,所以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例子。

一项对标普500指数企业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更广泛群体15.1%的ROA,拥有家族CEO的公司平均获得的ROA为17%。总体而言,家族管理者在美国企业中的影响力是其对全球家族企业业绩影响力的1.62倍。

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一个监管良好的环境会促使家族实施最佳做法,同时处罚不良行为。与此同时,家族的社会关联性可能意味着后备力量优秀的家族运作会更加良好。然而,挑战也可能出现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当动员起来的各家族会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竞相促进他们的自身利益之时——比如,通过游说政府减少对弱势群体的支出而为他们提供税收减免。过度为之的话,这种行为会破坏公众对正式机构的信任,从而增加与家族企业管理相关的风险。

总之,一个国家对家族管理的企业所持的积极或消极偏见不会自动转化到其他国家。尽管围绕家族管理者的角色应该是管家还是任人唯亲者的争论可能会继续,但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当稳定、受信任的机构限制了家族管理者的偏心和自私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又未消除身为企业长期所有者的他们承诺带来的正面影响,家族管理的企业就会运作良好。

彼得·亚斯凯维茨(Peter Jaskiewicz)迈克尔·卡尼(Michael G. Carney)克里斯托弗·汉森(Christopher Hansen) | 文

彼得·亚斯凯维茨是安大略省渥太华市特尔弗管理学院持久创业学的大学讲席教授。迈克尔·卡尼是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康考迪亚大学战略及创业学康考迪亚大学讲席教授。克里斯托弗·汉森是卢森堡大学创业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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