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纽约客》专职作家乔治·帕克的《解体：新美国的内史》一书因“揭开美国的破碎裂痕”而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21年，国内引进此书，只是将书名改为《下沉年代：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既有书名“标题党”的市场考虑，但确实也突出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于塑造“新美国”的巨大影响。

一

该书的英文书名The Unwinding，意为解开、打开、松开某种卷绕之物，帕克意指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解体：“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

所谓“解体”，具体而言，是指“在国家层面存在的社会契约”的解体的故事。这份美利坚式的“社会契约”指的是：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且本质上是一个好公民，那么这个社会总会有这个人的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意味着稳定的生活、为子女准备的更美好的未来，以及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被充分承认。

《下沉年代》所讲述的，正是这套美国式社会契约的解体：“令旧体系能有效运转的规范开始解体，领导者放弃了职责，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罗斯福共和国不复存在。这种空白被一种在美国人生活中被默许的力量所取代，那就是有组织的金钱势力。”

在《下沉年代》一书中，帕克讲述了美国自1978年至2012年的当代“内史”。书中的主角是三名美国人和一个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州南端“阳光地带”的坦帕市。

三位主角中，第一位是出身于烟农世家的迪安·普莱斯。在烟草业衰败之后，他不甘心在宝洁公司里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走上了自我创业之路。他后来成为南方农村新经济的“传教士”。

第二位，塔米·托马斯，是“铁锈地带”的一名工厂工人，她努力在铁锈地带的衰退中幸存下来。

第三位是杰夫·康诺顿，他曾经是追随拜登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的“拜登的人”，在政治理想主义和有组织的金钱诱惑之间摇摆不定。他一度成功地进入白宫，虽然处于权力边缘，却也近距离地观察到美国政治中心的权力博弈。

他认为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毁灭的次贷危机中，松散的银行、金融监管造成的系统性责任应该由大银行、大金融家来承担，全力支持拆分大银行，监管金融衍生品，但是最终却没有能够打败华尔街的力量。

有趣的是，帕克通过康诺顿的视角，对于拜登进行了妙趣横生的描摹。原本在奥巴马政府中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沉睡拜登”，在帕克笔下颇为生动丰满。

拜登2020年出乎意料地战胜特朗普而终于成为总统，也算其来有自，因为拜登年轻时就胸怀大志，是所谓“当总统的料”，却未曾想是到了古稀之年，才终圆大梦。在康诺顿的眼里，拜登既是一名充满理想和斗志的政治家，也是一名斤斤计较、对部下颐指气使的典型政客。

康诺顿在青年时代便为拜登的风采折服，多年为拜登的政治事业效力。但是，拜登最终也无法战胜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建制性力量”，在岁月磨洗中渐失锋芒。现在，终于登上总统大位的拜登，能否老骥伏枥，大有所为，或许是康诺顿拭目以待的吧？

坦帕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及其后的崩溃的样本，“阳光地带”的房地产城市，一度吸引了全国的炒房客，又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爆发中沦为“鬼城”，房地产止赎大潮淹没了该城的中产阶级。

《下沉年代》还叙述了美国过去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茶党的崛起、2008年次贷危机、占领华尔街等。在文体上，帕克有意识地以约翰·多斯·帕索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的强大的“美国三部曲”为例，将当代新闻头条、深夜电视节目片段、说唱歌词等拼贴在一起。

书中还穿插着众多的美国名人小传，其中包括美国高盛金融家、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国五星上将、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致力于监管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护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学者英雄伊丽莎白·沃伦；以及硅谷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等。

其中的彼得·蒂尔是硅谷亿万富翁，也是贝宝、脸书等著名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投资者。蒂尔信奉自由意志主义，即将自由奉为核心的思想理念。他认为美国过去四十年只有计算机行业和金融业取得了创新，这恰恰是在政府监管最少的领域。

蒂尔通过互联网投资成为亿万富翁之后，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致力于孵化、投资最新的技术创新项目，以及——长生不老。

山姆·沃尔顿创建的沃尔玛超市以价格低廉著称，从阿肯色州起家，快速扩张。当沃尔玛售货员和司机试图加入工会时，会被公司无情解雇。当美国的工厂工作流向海外，沃尔顿先生出面发动了“购买美国货”的运动，但沃尔玛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并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摆上货架卖给消费者。帕克认为，沃尔玛提倡廉价的产品，主打价格战。沃尔玛由此掏空了美国的中心地带。

总的来看，帕克采用“新新闻主义”的近似于文学性的叙事手法，将几位普通美国人的“个人生活史”，形象细致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帕克将这些叙述生动、精心剪裁的故事，与当时的报纸头条、广告口号和歌词拼贴在一起，形象地再现了美国当代历史繁杂而支离的背景，揭示了当代美国诸多经济政治事件的暗流。

二

《下沉年代》2013年在美国出版后，评论如潮，褒贬皆有。

《华盛顿邮报》的书评称其“对国家现状进行了灰暗的描写，令人痛心，却也真实准确。他没有提供虚假希望，亦不给出好莱坞式结局，但是在另一种美国创造力中，找到了一种力量——当人们因生活崩溃而深感孤独时，这种埋藏在肌肉记忆中的力量会爬升上来。”

《巴黎评论》在肯定了《下沉年代》的题材之外，称其“更像是一本实验小说”，就算发在《巴黎评论》上也毫不违和，因为帕克不仅写出了真相，而且在写作方式上充满智慧、讽刺和想象力。美国国家图书奖授奖词称帕克“结合小说般的叙事和严谨的纪实报道，揭开美国表面下的破碎裂痕”。这些对于帕克叙述手法的赞誉，不算过誉。该书颇富可读性，大可展卷一夜读完。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评论家大卫·弗鲁姆评论说：“那些在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中破碎的心灵和生命，为自己找到了雄辩的代表和狂热的捍卫者：乔治·帕克。《下沉年代》是美国的悲剧，亦是文学的胜利。”该评语还上了中文版的封底推荐语。

大卫·弗鲁姆是帕克的耶鲁同窗，大学毕业后即成为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右翼“贵族”人士，追随小布什总统，为他写作发言稿。帕克耶鲁毕业后一度潦倒，干过木匠，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志愿组织中工作。

一次偶遇后，弗鲁姆曾经雇用帕克给他做书架，并且对待帕克“很糟糕”。弗鲁姆后来还嘲讽帕克原本应该志向远大，做大事，却在毕业后就自甘微贱，泯然众人。直到《下沉年代》声誉鹊起，入了弗鲁姆的法眼，这两位耶鲁同窗才算是又平等了。

当然，也有评论者对于《下沉年代》颇有微词。

《纽约时报》书评家大卫·布鲁克斯批评帕克的叙事技巧无法取代真正的理论严谨性和证据。布鲁克斯声称，在大萧条时期，像多斯·帕索斯这样的作家，为了“唤起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抗议”，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严密的知识结构”，得出了“社会基础理论”。但在布鲁克斯看来，帕克精巧的叙述，带来的只是“轶事”，“没有实际的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分析”，几乎没有确凿的“数据”。

另外，也有批评家批评《下沉年代》基本未涉及塑造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有些批评家则直指帕克书中对于银行业、金融业充满仇恨和偏见，最好的也是语带嘲讽，完全未及当代银行业、金融业之于现代经济的结构性作用。

《下沉年代》中的文学性叙事，的确聚焦于生活情境中的人物，而对于决定经济的结构性力量涉及较少。帕克在书中对于围绕着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业、金融业的监管的政治博弈着墨颇多，主要是通过康诺顿的视角。

事实上，帕克此书出版的2013年，此前此后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的政治决策，已经有了一些“结构性”的制度建设，但在《下沉年代》中，确实看不到多少“结构性制度建设”的力量与作用。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通过健全监管机构、完善各自职责、出台新法案、组织压力测试、开展检查处罚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实现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再造和完善，降低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危机后，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国财政部、美国货币监理署、美国存款监理署、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等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并开始持续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

当时，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主要问题，给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极大震动和严峻挑战：

• 一是确保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与流动性稳健；

• 二是确保金融机构的交易符合穿透性要求，其中的风险不为复杂的交易路径和层次所掩盖；

• 三是确保集团内部交易或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法案实施、压力测试、机构完善、客户保护等多种政策措施，力求加强监管。

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出台的监管法案主要包括《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制定的具体压力测试措施主要包括《监管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强化审慎标准》等。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防范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

对于解体中的美国，帕克在前言中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他写道：解体并不新鲜。每隔一两代人，就会发生一次。每一次衰退都会迎来革新，每一次内爆都会释放出能量，每一次解体都会都会带来新的凝聚。

而事实上，尽管有“后视镜视角”看历史的嫌疑，但美国还是在金融危机后显出了强大的调整和恢复能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美欧等一度“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重新权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美国政府也于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减税、培训、量化宽松、创造高级要素及组合现有要素等措施已逐步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获得新一轮改革红利。

金融危机后，GDP增长率已从危机最低水平-2.8%逆势增长至2015年2.6%；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3.157%下降至2015年0.119%；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10月的10%持续下降至2017年2月的4.7%，已接近美国衰退期前2007年2月4.5%的最低水平。

从发展质量看，美国人均GDP在2009年触底，为47002美元，此后一路上扬，到2015为56116美元。危机后六年增幅高达20%，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谓难得的表现。可以说，总的来看，美国的全球竞争优势并没有动摇。

事实上，正如克里斯托弗·威尔逊所说，对于帕克以精心的“新新闻主义文学手法”写作的当代美国“内史”/“内心史”，像大卫·布鲁克斯或《经济学人》杂志一样，以经济学、政治学、金融学的结构性因素强作解人，未免有焚琴煮鹤之嫌。文学性的笔触，深入个体，深入内心，以微观聚焦的方式呈现一个个独特的个体的心灵世界，这是宏观的结构性力量分析所无法触及的“内心”的历史，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去感受和体味。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解体的”美国，或者说，美国是不是真的像帕克所坚信或希望的那样，在每一次解体后再度崛起、重新凝聚呢？在2013年，帕克并不能看清楚；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则印证着美国乃至全球分裂的加剧。现在，拜登终登大位，他领导下的美国将会走向何方？美国外溢效应下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

我们或许还需要更长期、更持久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