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和包容性需要黑客心态。在个人领导力层面，更好地理解大脑的运转机制，能够帮助你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人际关系。

尽管企业和政界的领导者都在努力设计更平等的职场和社会文化，但行为科学中的一些洞见将有助于你突破眼下面临的排斥障碍，确保你拥有一种尽可能包容的世界观。

一、刷新你的认知

要实现包容性，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算法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保持用户对平台的黏性，而非鼓励多元化、包容性。

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思·格根早在1991年就敲响过警钟，他认为科技有可能限制人类大脑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饱和的自我》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型科技公司将我们压缩至“多重脑像”的程度，也就是说，仅留下支离破碎的自我，我们任由科技摆布，以致个人能力将丧失殆尽。

“我联故我在”，他的这句话改自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不过，格根没有想到，他竟然精确地预言了30年后我们这个世界的模样。

说到社交媒体，你可以先从自己的奈飞账号开始。

奈飞公司的使命宣言是：“我们承诺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为供应商提供宝贵的合作关系，为投资者提供持续赢利增长的前景，为员工提供巨大成功的诱惑。”

但无论是在这段宣言中还是他们的网站上，我们都找不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鼓励你们去观看那些超越文化和族群天性来思考的内容。”

事实上，奈飞使命的主要内容就像其他所有平台的一样，都是向投资者保证自己将持续赢利增长。它需要用户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来浏览自己提供的内容，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内容。算法可以在这一点上为公司使命助力。

当我在周五晚上登录自己的奈飞账号，开始浏览流媒体时，系统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我易于使用，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找到可以满足自己情感需求的内容。

如果想来点喜剧调剂，我可以直接点开戴夫·查佩尔和克里斯·洛克的相关内容。此时，奈飞开始向我展示更多类似的喜剧演员——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会看到美国黑人喜剧演员的相关推荐。

不知不觉中，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落入由同类喜剧演员构成的封闭群体中。但如果想观看杰瑞·宋飞或比尔·伯尔等白人喜剧演员的表演，我又该怎么办呢？

科技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世界观变得狭隘。一旦我对这个平台有了情感上的依附，那么系统期望我不断点击它推荐的内容，而摈弃更高层次的追求，譬如向我展示来自不同文化的其他喜剧演员，以开阔我的眼界。

社交媒体算法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触发熟悉模式下的放松感觉。它们竭尽所能地阻止我们将宝贵的心智能量耗费在批判性思考上。

不过，由于意识到系统偏见的存在，我便进入了黑客模式。我会主动浏览很多白人、拉美裔和亚裔喜剧演员的列表，点击播放，并拖动观看按钮直到视频播完。这样做花不了几分钟，却相当于推翻了算法的狭隘目标。

平台开始向我展示各种各样我原本不会想到的选择——通向一个全新模式世界的算法被打开，更多元化的选择呈现在我眼前。

在职业社交领域，我们可以将类似的黑客思维运用在领英上。

我发现，当我参加某些活动后，加了大量的白人或黑人作为新联系人，系统为我展示的内容也随之改变。于是，我开始主动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以确保系统意识到我希望持续接收多样化的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黑掉”了他们的系统，并使显示的内容实现了均衡。

我们不妨检验一下领英平台上，关注自己以及自己所关注的用户中，有多少人与自己有背景差异，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发现系统压制我们包容愿望的蛛丝马迹。

随着我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平台上，我们丧失的不止是个人感知力，还包括多元视角所带来的深厚的基础价值观。

二、内群体和外群体

可预测的计算和模式——我称之为“同质化模式”——吸引我们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大脑总是期望能够进行模式匹配。大脑按照某种算法设计有效运作，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和计算方式来评估、理解和优化模式。

它的目标是利用尽可能少的能量来达成上述目标——这就是行为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负荷。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充满挑战的每一天，我们的大脑会存储模式：2加2等于多少，牙刷有什么用途，看到停车标志应该做什么，如此等等。有了这些模式，大脑在面对日常性的普通事务时，就能比较轻松地应对。

从基本层面来看，这样做会削弱我们的生存能力。但我们的大脑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转，好让我们在野外拥有更好的竞争机会。当我们的先祖在大草原上游荡，面临着诸如被食肉动物捕食的种种风险时，能够分辨出谁在背后支持我们，哪些动物是安全的，以及哪些声响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无所畏惧地玩耍，就显得异常关键了。

为了让生存概率最大化，我们将人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这是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及其同事在研究社会认同理论的过程中首创的概念。

泰费尔发现，人们倾向于亲近与自己有相似特征的群体，并与之建立联系。人们组成内群体的主要原因在于要创建信任网络，承受尽可能少的阻力或能量输出。

内群体不仅提高了沟通效率，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如果某人戴着和我们一样的帽子，或者佩戴具有熟悉宗教符号的项链，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使人平静且愉悦的化学物质，形成某种感情纽带。

当看到与内群体价值观和信仰抵触的服饰时，我们的大脑又会释放出压力化学物质，警告我们某种威胁的存在，并将穿戴者归入外群体范畴。

这些化学反应大多数是下意识的，因此它们不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很少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愿意亲近或排斥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

虽然这种无意识形成的部落式群体基本无害且非常自然，但是一旦群体分类经由政策和实践形成了制度，那么消极的刻板印象就会被强化。

外群体成员通常会陷入某种思维陷阱，即认定内群体成员百分之百会有意疏远圈外人士。当然，对于非正义的群体行为，例如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偏见与不公，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坚决抵制。

但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向领导者咨询，以及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都身处外群体的经历——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内群体成员对于同异己者建立密切联系，都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问题在于如何去建立这种联系。

三、模式识别实践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受一家保险公司之邀，做了一场路演，以鼓励客户将部分投资投入到个人遗产计划中。路演在景色怡人的南非举行。

面对我们接触的几乎所有群体，作为一名非裔美国男士的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归为外群体的一员。身为外国人，我无法分享我们接触到的多元语言和文化。面对以黑人为主的观众时，我身上的美国标签又成了差异点。

在德班，200位嘉宾中只有3位不是印度人。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我要当着大约275名白人女性观众的面发表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我时，鼓掌的观众寥寥无几。站到讲台上以后，我面带微笑，心里开始盘算着如何实现包容性。

我的工作是要向众人展示，尽管我是外群体的一员，但我们拥有的共同点比他们能想象到的要多。我将讲座的前几分钟用于建立联系和关联模式。

了解到南非白人农业社区的重要性，我便开始分享自己在农场长大的个人经历，以及农场生活教会我的价值观。在强调了另外一些能让我们彼此关联的模式之后，我感觉到会场里的紧张氛围渐渐消散。最终，这次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通过了解关联模式的力量，以及如何触发大脑中关联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才有可能跨越不同体验或背景的明显鸿沟，建立社交联系。这并非意味着要“献媚”于内群体或位高权重者，而是要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经历，触发模式识别和纽带关联。

以下两大行为科学原理对于实现包容性特别有用。

价值观绑定

绑定的概念是由福格推广并流行起来的，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同时也是斯坦福说服力技术实验室的创始人。

福格的绑定理念是指，我们可以将喜欢的微小行为习惯，与自己不喜欢或不想去改变的某件事进行匹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讨厌俯卧撑，热爱跑步。于是我便告诫自己，只有完成俯卧撑以后，我才能跑步。就这样，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了俯卧撑这项活动。在与自己不熟悉或不好相处的群体进行价值观绑定时，我们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原理。

例如，当你正在与主流内群体的某位成员打交道且出师不利时，你就可以评估一下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将接触和联系的时间点绑定在享用午餐、打高尔夫或自己喜欢的其他活动期间。

绑定行为构建出一种模式，你必须遵循这种模式，才能让接触的成果量化，最终增加建立密切联系的可能性。

情感银行账户存款

玛雅·安吉罗曾经说过：“人们会忘记你说过什么，会忘记你做过什么，但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将人际关系比作某种情感银行账户，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何建立信用。寄送手写的感谢信而不是发送电子邮件，类似这样的举动就相当于在情感账户上“存钱”。

这些细节可以大大改善自己在内群体/外群体中的处境。当你尝试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时，有意去进行情感储蓄，是展示自己了解该群体民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一策略也可以消弭接纳外人进入亲密团体时产生的焦虑感。

理解人脑如何识别模式，以及内外群体的动态如何发展变化，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人际交往方式的基础。与其坐等对方来发现自己身上的价值，倒不如审视自己的内在，寻找能够和他人相匹配的数据点。实现包容性，趁现在就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