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热爱思考、喜欢买书的人，选书都有两个不传之秘：一是挑作者，二是选出版社。如果说，作者代表了一本书的定位，出版社代表的，则是书的品味。不过，对于国外引进的很多人文社科类作品来说，大家选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翻译。

翻译的重要性，许多人不仅感同身受，更有过切肤之痛：

许多通俗类外文书籍，因为不入流的翻译，读起来不仅拗口，也不符合国人的语言习惯；许多通识类译作，更是只忠于字面之意，完全不考虑它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中需要被重新塑造；更有甚者，一些思想类的名家经典译本，误读了作者的本意，以致很多“求真”的读者必须追本溯源，甚至花大力气找人重新翻译......

尽管社会呼唤好翻译，人们也亟需好的翻译家，然而现实情况是，翻译事业的式微和翻译家地位的急剧下降，让翻译家依然是社会的“稀缺品”。在兼容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的人文社科领域，更是如此。而目前，先知书店新上的这套“思想与科学”系列丛书的译者张卜天老师，正是这样一个出色的译者。

在与张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一名译者的艰辛，更意识到，翻译工作绝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有门槛、甚至“要求苛刻”的技艺。对一名译者，尤其是翻译科学、思想类著作的译者而言，更存在着鲜明的层次差异。

翻译家的第一个层次：破解翻译界“不可能三角”的文字工程师

翻译作为一项技能，首先考验的，是译者的专业。然而，这种专业性绝不仅仅表现在文本的转译和编辑工作中。

在译者圈，其实一直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要求一个译者同时对“作者、读者、出版社”负责。然而，矛盾之处恰恰在于，作者希望翻译的“专业性”、读者要求翻译的“准确性”，而出版社最在乎的，却是翻译的“时效性”。现实中，很多极为优秀的译者往往只能两者“兼得”，无法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然而，张卜天老师是个例外。

自翻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起，张卜天就再没中断过学术翻译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十多年来，引进了诸多社科经典。而越是了解学术翻译的人，越会对他的成就感到震惊——他不仅在动辄几个月翻译一部作品的常态中，做到了速度上的出类拔萃，翻译的更全部为世界级科学名著，最重要的，是他的译本有口皆碑。市场上，最受人们欢迎的哲学启蒙类读物《大问题》，正是出自他的译笔。

翻译家的第二个层次：跨学科、多领域的思想者

如果说，一名一流译者的底层能力是很强的思想嗅觉，应机判断各种文献的价值，和再现和消化国际学界的成果，那么，作为一名人文社科领域的译者，更重要的能力却是拥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和“智识”。

跨领域的知识、学识：译者从业的“资格证”

在语言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沃尔夫假设”：一种语言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存在。因为，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中，任何直译的文本都会丧失掉原本的文化属性。因而，对一个翻译西方经典的译者来说，必须充分了解中西文化，才能避免“跨文化”带来的内涵错位和水土不服。

然而，仅仅了解“宏观文化”依然不够，还要深入文化肌理，因为人文社科领域涉及的绝不单单是文化属性，更包括文化的内涵。

在社科领域，有关世界的学问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联动的，各学科之间常常互相贯穿。因而，译者必须超越个人“专业”，成为多领域的杂家。而张卜天正是这样一位“玩家”，他不仅精通哲学、历史、科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跨学科领域，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据说，他最喜爱的，是巴赫的管风琴曲和键盘乐。

真正的译者：超越知识，建构智识

黄灿先生曾说，翻译不仅是种综合能力，更是一种理解力。如果没有理解力，译者知识再多，也只会生硬地将其嵌套在句子中，模糊语言真正的效果，甚至让人对文本产生误解。

比如，曾经有本哥白尼的著作叫《天体运行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书中呈现的是天体的运行规律。然而，张卜天在重译时却注意到，原文中的orbium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携带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天球”。最终，他将新版名字改为《天球运行论》。

天体，天球，看似一字之差，却足以影响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试想，假如一个译者对西方哲学、古代科学背景了解不深，他一定会认为天体是绝对的“翻译正确”，而如果他没有洞悉天球和天体之间的微妙差别，更可能会在译文中将哥白尼视为一位“反宗教”的战士。然而，他却是位虔诚的天主教教士，更将“日心说”视为某种“上帝之爱”。

▲天球运行示意图

翻译家的最高境界：文明的传承者、思想的传道人

诚然，如今大多数人早已不再忽视译者的技艺和见识，对译者的一个偏见依然深入人心——他们没有真正的创造性，只是“思想的搬运工”。

然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译者绝不仅仅只是“搬运思想”那么简单，他们传承、甚至保留了文明的火种。当年，古希腊罗马文明断绝后，包括希腊的几何原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著作曾一度失传。后来，阿拉伯人通过翻译这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字资料，才保守了这些“精神传统”，最终让欧洲文明重新点燃。

如果说，在西方，译者的主要贡献是保留了文明的火种；那么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译者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将国人带入了现代文明的世界。

▲阿拉伯对古希腊记谱法的记载和传承

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译本：洞见社会痛点的创造性转译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中，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然而，如果按照正常翻译标准，这本《天演论》直译应为“进化与伦理”。然而，严复有意将它转译为“天演论”，不仅表明了他对这部经典的深入理解，更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中国译者的良苦用心：

翻译《天演论》前，严复本打算首先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然而，达尔文“渐进主义”观点并不适合亟需启蒙的国人，相比之下，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更合适。

赫胥黎在书中同时强调了进化和伦理价值。然而，当时甲午刚刚战败，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国人无暇考虑人的伦理问题，因而，译本中有意强调了书中的进化部分，弱化了“伦理价值”。

之所以将名字确定为一个自创译词“天演论”，源于严复对表意的精准追求。相比“进化”而言，天演不仅包含着“优胜劣汰的进化秩序”，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更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天演”一词除了给国人救亡图存的焦虑外，还隐喻着对某种神圣感的接纳。

除此之外，严复在书中还常在翻译背后、加以现实申引。因而，鲁迅评价他“做过”天演论，而不是翻译过天演论。

▲赫胥黎的原版与严复的译本

正是严复的创造性转译，“天演论”这一为国人量身定做的译本才横空出世，并很快风靡全国。当时，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启蒙少年。受到启蒙的少年们，有的甚至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学号。胡适的名字胡适之，正是因此而来。

除了在学界影响广泛，严复更影响了梁启超、康有为、章炳麟’等政界“改良先锋”。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影响并诞生了后来种种社会思潮，最终促成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

真正的翻译家：一个社会的稀缺品

尽管翻译这一行业可以重塑人类智识，甚至推动社会进程、传承文明的火炬。然而，现代社会，译者从未得到过足够的重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翻译依然只是“隐身人”，被限制在“原作者和出版社”双重框架之中。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一个翻译家能做的，远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好比导演和编剧——最好的翻译，就如最好的导演一样，只是利用了“原本作者的材质”，重新创造一个即符合原作要求，又符合当下文字语境的新产品。

比如，张卜天老师翻译一本书时，从来不是马上按顺序逐字、逐句、逐段翻译，而是先从整体上精准地把握。为了让思想同原著一样绝对准确地给传达给读者，他最终会如“艺术家”一样，在众多可能的翻译组合中，筛选出最合适的表述方式。

此外，由于他翻译的科学思想类书籍，大都从未走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因此，他还需要创作全新的译法。很多时候，他会像鲁迅、严复等大师一样，对光学、物理学等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自定义”。定义后，他会在脚注上加以说明，而这又会比通常翻译多花了近一倍时间。

▲外版著作的翻译乱象，六成以上译本不值一读

在译者圈，清苦、报酬少是常态，因而，很多译者更倾向于那些回报丰厚、众所瞩目的“扶持项目”。然而，这并非张卜天的选择。他曾坦诚地告诉记者：他达不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他的行动却说明，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至少，翻译工作对他而言，有着莫大的意义。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计名利”，才让他拥有了一般译者难以拥有的“自由”。与绝大多数受出版机构雇佣的译者不同，他的书几乎全由他自己选定；内容全部为在国外备受瞩目，在国内却属小众的科学、哲学经典。因此，有人称赞他是启蒙界的斗士、思想的传道人。

如果说，当下时代，社会亟需那些能抵御浅薄思想、拓宽思想厚度的好作者。那么，我们更应该呼吁并致敬的，更是传递伟大思想，提升社会智识，并致力让人们成为“最清醒的现代人”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