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坚青年”一词日益获得青年群体认可并引发共鸣的背景下，本文引入欧美“三明治一代”概念及角色紧张理论框架，基于20次深度访谈，在比较视野下探讨了青年在多重角色紧张中，事前角色内容和分工、事中角色冲突和增益、事后态度和应对措施。
结果发现，青年在面临多重角色限制上具有相似性；但在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上，角色冲突内容及与角色增益比较上，对角色紧张的态度和应对上，都质疑了欧美经验。其原因来自结构层面的家庭主义传统奠定的基础，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的动力，缺乏政策支持产生的压力；加上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和承担角色的对比。据此，从政府、市场和公众协同缓解青年多重角色紧张提出了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多重责任导致角色冲突还是角色促进
近年来，“中坚青年”这个源于UC网络评论中的自创新词日益流行起来，在获得青年群体认可并引发共鸣的同时，也吸引着从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到各类电商，外卖平台，音乐、视频、阅读网站的广泛关注。
表面上，“中坚青年”展现了青年群体位于三重“中间”位置的挤压，但仍以“换个角度”的态度，继续“认真生活”的行为意涵：最初指职场上位于前浪成绩和后浪冲击中间，承受工作压力的80后、90后青年群体；随后延伸到该群体在家庭生活中位于“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承担多种照护责任；最后包括该群体在生活事务和工作任务中间，尽力协调兼顾。
因此，“中坚青年”的流行，一方面体现出结构视角下当代青年群体在生活工作中面临多种限制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反映该群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因素有效互动。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形成一个与“中坚青年”意涵相似的成熟概念体系：“三明治一代”。该概念在理论上，通过关注中青年群体被“挤压”在照顾父母、抚育子女、平衡工作—生活的“三明治化”状态，聚焦了该群体所扮演的作为子女、父母和雇员等多重角色的内容、关系和影响；在实践上，该群体的多元角色和承受的多种压力，已从个人和家庭的事务层面上升到社会政策层面，吸引着从政府、高校到企业的关注和探索。
“三明治一代”的概念最早在1981年由社会工作者Miller提出。其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上老龄化和少子化日益明显，经济上更多女性进入职场，政策上去福利化让家庭承担更多照顾责任。早期研究从性别视角探讨美国婴儿潮一代中，当时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为兼顾家庭、工作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角色内容，以及随之承受的压力。
随后，在预期寿命增加，家庭结构垂直化趋势下，围绕“三明治一代”的研究发展出两条路径：第一，外延扩大。在纵向时间跨度上，当婴儿潮一代仍处于“三明治化”时，大量20多、30多岁的青年开始承担照顾父母和子女，步入职场等多重责任。
在美国纽约人寿2021年对三明治群体的抽样调查中，千禧一代占比38%，已成为其中比例最高的群体。在横向空间维度上，对“三明治一代”的研究已从欧美发达国家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态形塑下多重角色内容和关系的异同。例如，2018年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的调查显示，在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和秘鲁五国中，平均每人生命周期的一半时间都处于三明治化状态。
第二，内涵丰富。研究与代际视角结合后，关注了“三明治一代”有限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资源分配起点上，基于对美国动态收入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女性付出的资源总量更多，但多集中在耗费时间的身心照料上，而男性则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在资源流向终点上，综合英美等多国研究结果发现，三明治群体的子女比父母获得了更多资源，同时女儿和母亲比儿子和父亲获得了更多身心照料。
以上“三明治一代”研究的发展主要聚焦在多重角色紧张上，并通过整合个体和结构层面的理论而逐渐形成了宏微观因素并重的分析框架。
首先，在个体层面，围绕角色紧张理论，研究关注个体如何以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回应多种角色需求。
角色紧张主要通过两类视角表现：一是角色冲突视角，将多种角色视为竞争关系，讨论承担一种角色责任而难以兼顾其他角色需要，并关注冲突对角色外个体的影响，如因个体认同缺失、个人时间缺乏而导致的睡眠不足、身心疾病、婚姻和代际冲突、经济负担、工作-生活失衡等。
二是角色增益视角，讨论了角色的积极溢出效应：青年在单项角色任务上的成功体验有助其履行好其他角色责任；在总体上顺利协调多重角色责任有助其获得自尊、存在感、自主性、融入社会、成功等积极感受；此外，履行多重责任有利于促进代际合作，为子女树立代际互动榜样等。
其次，结合结构层面，研究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后，关注“三明治一代”如何在特定时代背景看待社会“期望”角色的紧张，以及从整个生命跨度上如何理解、应对角色紧张。
该理论也通过两类视角体现：一是正常化视角，将多重角色责任理解为嵌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境下，以及位于生命历程中，正常而普遍的期望。因此，三明治群体为维持多元角色积极向外寻求支持，例如个体互助，社区和社会组织支持等。二是非期望视角，多重责任被视为干扰性事件，多种角色被理解为难以完成的挑战。所以，三明治群体往往减少角色责任，如减少或退出工作，或者用工作逃避家庭角色。
然而，与“三明治一代”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相比，国内对“中坚青年”的关注更多从商业视角出发，相对缺乏针对“中坚青年”的系统性讨论。同时，当前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研究，又未能完全聚焦青年面临的多重角色责任。
考虑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通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民生福祉，因此，需要在我国背景下结合“三明治一代”的研究框架，探讨“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内容和关系。在理论上，发展基于我国实践的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研究；在实践上，为寻求精准政策支持来改善该群体的生活品质提供依据。
本研究围绕以上研究目的，综合国内外文献，在比较视野下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依次关注三个研究问题：一是产生角色紧张事前，角色内容与分工是否体现性别差异；二是发生角色紧张事中，多重角色间倾向于相互冲突还是增益；三是经历角色紧张事后，如何理解并应对多重角色。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后，本研究还尝试分析“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可能的差异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不仅在比较视野下探讨我国“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内容、关系和态度，还试图讨论可能的差异及原因，因此，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进行。
根据研究问题，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在照顾父母、子女和平衡工作—生活过程中，主要承担了哪些责任；这些责任是否体现性别差异；角色紧张以什么视角呈现，冲突还是增益，及对自身和家庭福祉的影响；多重角色的优先级排序；如何看待多重角色责任，如何应对等。其中，综合国内外文献，家庭责任主要包括日常实质帮助和指导、生活照料、情感关怀、金钱与物质支持等；工作责任主要指完成工作任务，追求职业发展等。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主要在北京依靠滚雪球式抽样方法选择访谈的目标。综合国内外文献后，被访谈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基于“三明治一代”和“中坚青年”讨论，将25~39岁作为年龄范围。第二，考虑“中坚青年”的定义，被访者至少在过去一年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且全职工作状态。
第三，为更好进行比较研究，被访者至少在过去一年与父母和子女同住，或至少居住在附近，日常有协调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等资源，回应父母和子女多种需求的经历。
第四，为了让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在样本选择时，注意包括性别、学历、工作、收入、子女数量等在内的不同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
在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本研究对20位“中坚青年”共进行了20次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40~80分钟。征得访谈者同意后，访谈全程录音，结束后进行文本转录。考虑到匿名性，对访谈者进行了编码，其中，女性为F1到F10，男性为M1到M10。
被访谈者及其父母和子女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其中男女比例为1:1，年龄分布28~39岁，学历分布在专科到博士；工作包括自雇、私企、外企、国企和事业单位5个类型，所有被访者均与子女同住，且至少一位父或母共同居住或在附近居住。在表1中，父母年龄中父亲列在前，两个以上子女年长者列在前，获日常支持父母的年龄用下划线标出。
三、研究发现
1. “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比较讨论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发现，“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同样经历着多重角色的紧张，即都面临如何将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等资源协调分配，尽力兼顾家庭生活和工作责任。具体到三个研究问题上，在角色内容和分工上，都呈现女性承担较多，子女获得较多的特点；在多元角色关系上，都出现角色冲突导致身心和经济压力；在对角色紧张的态度上，也体现了“正常化”视角。
然而，对访谈材料的深入分析发现，“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的相似性主要聚焦在被多种责任“挤压”的结构限制，但并未全面反映出我国背景下青年的坚持心态和坚强行为，更没有解释青年在结构限制下更具能动性的特点。同样在三个研究问题上，“中坚青年”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较为模糊；角色冲突的内容具有差异，且与增益并存；角色紧张“正常化”与向外寻求支持的联系被质疑。具体分析如下：
（1）角色分配上性别差异相对模糊
多重角色责任内容和分工，是影响位于中间位置的青年感受“挤压”的基础。访谈材料显示，尽管大部分被访谈青年认可女性承担更多责任，以及其子女获得更多支持，但角色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都较为模糊，访谈材料体现了实用性的平衡、灵活、机动原则和就近需要原则。
第一，在支持来源上，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青年群体为追求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往往通过灵活协商实现配偶间角色内容分配与责任转换。一方面，角色责任分工倾向灵活。例如，F9的访谈材料显示，她强调了“两个人是一个团队”，通过配偶资源的优化，即综合考虑时间、耐心、擅长等因素后，在提供情感支持、指导学习等责任上进行分工合作。
另一方面，角色责任转换呈现机动性。例如，M1的访谈材料显示，责任分工“不是一成不变”，M1因为工作时间自由，承担照顾父母和子女的责任较多，但面临“出差”等临时或紧急任务时，和妻子“约定过”错开出差时间，且妻子通过“早走”和“请假”转向家庭任务。
看谁有时间......两个人是一个团队……擅长的不同……比如我辅导孩子不行，没耐心，事倍功半，他（丈夫）这方面很好，效果好……分工，我规划他执行……举例啊，长辈生日他一般想不起来，都是我提醒他要订餐、订蛋糕……还有孩子学什么、报什么也是我调查规划，他就接送……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时间自由，照顾老人孩子多……赶上出差，截止日期，急活这些的，她就需要请假，早走……约定过出差时间要错开的。
第二，在支持方向上，获得资源的性别差异更加模糊。访谈材料反映了“就近”和“按需”支持的平衡：一方面，青年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优先支持共同或就近居住的父母子女；另一方面，面临子女考试、父母生病等紧急需要，有限资源集中满足该需要。F3的访谈材料在这两方面都较具代表性，在资源限制下，F3表示只能就近“把身边的照顾好”；但同时强调，遇到父母生病之类的紧急情况，或办理证件之类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先放下其他”转向应对此类需求。
现实不允许……精力、时间、钱有限……把身边的照顾好已经很难了……生病是另一回事……现在什么网上挂号、挂号机，老人都不会，他们看病挺难的，两眼一抹黑，没你完全不行……之前我领姥姥去××医院看眼睛，流程极其难懂，慢性病去医院频率又高，高龄人口体力脑力都跟不上……只能先放下其他的……还有老人需要办一些证件的也是，完全搞不定。
（2）角色冲突与角色增益并存
对多重角色责任间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位于“中间”位置的青年感受“挤压”程度的关键。访谈材料体现，青年群体的角色冲突主要聚焦在工作任务上，因此冲突程度相对较低；同时角色冲突还往往与增益同时存在，且冲突损失能够被增益效果弥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在多重角色冲突的内容上，访谈材料反映，青年更关注工作角色受到的影响，而家庭角色并未能与之对等竞争个体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群体不重视家庭角色，而是将工作任务看作提升福祉的手段，把家庭生活任务视为提升福祉的目的。因此，冲突往往集中在当前家庭生活对完成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制约上，然后担心这样的制约在未来可能对家庭责任带来的负面影响。
F6和M3的访谈材料较具代表性，分别从消极和积极视角展现了角色冲突。F6的访谈材料显示，她很担心因为照顾父母和子女就医，导致难以完成基本工作，进而失去工作、影响家庭责任，即“家里怎么办”。而M3通过比较资源分配的效果，认为在当前“职场关键阶段”，将时间、精力、努力等资源向工作角色倾斜，相比于投入家庭生活，更有可能提升社会地位和提高经济收入，最终是为家庭生活角色积累“更好的物质基础”。
最怕孩子和父母生病……担心他们生病难受，更担心没法上班……不谈发展，工作都可能没了……那家里怎么办。最大的冲突就是工作上……现在工作优先一些……就是职场关键阶段，努力还有用，父母还没那么老……时间精力就那么多，同样的努力现在工作上就还有盼头……盼头就是职位高一些，收入高一些……可以理解成未来父母子女需要的时候，能有更好的物质基础，能有更多选择自由。
第二，在多重角色冲突与角色增益方面，访谈材料反映，青年群体不仅从静态方面，将多重角色紧张解释为冲突与增益同时存在；还从动态方面展示了角色冲突所引发的福祉下降，又能被角色相互促进后的效果所弥补。例如，F2的访谈材料在这两个视角上都较具代表性。
首先，F2表示，在“都是打工人”的结构限制下，多重角色间，即工作和生活角色间，不同生活角色间、工作角色间冲突是“常见的”。其次，F2的访谈材料体现了对结构限制的能动性的理解，即“换个角度看”后，解释了多重角色的增益效果：履行好家庭生活责任能促进工作角色“安心”和“效率高”；工作任务顺利也能促进“有心情”和“有地位”地承担生活和家庭角色。最后，F2的访谈材料还反映了动态分析的过程，即“权衡和比较”后，增益效用大于冲突成本，进而产生了“掌控全局”的成就感。
工作生活间的影响，一个工作和另一个工作的冲突，生活里都是常见的，都是打工人嘛……老老小小的事理顺了，工作起来才安心，效率也高……工作顺利，有些小发展，也有心情去应对一堆事，社会上和家里都有地位嘛……人要换个角度看，就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感觉……权衡和比较是真的……还是促进多，要不也坚持不下来。
（3）正常视角下更强的个体能动性
对多重角色责任的态度，影响了位于“中间”位置的青年理解和应对“挤压”状态的方向。访谈材料显示，大部分被访谈者都将承担的多重角色责任视为“正常”。但是，被访谈者为维持角色责任却向内寻求对策，如个体努力提升资源总量，或者扩展代际支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在对多重角色责任的态度上，访谈材料显示，青年群体一般都视其为“正常”而非“打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正常视角主要受到纵向上的代际比较和横向上同龄群体比较的形塑作用。下面来自M4的访谈材料同时体现了这两个维度。在纵向上，M4认为“老一辈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横向上，M4提出“大部分同龄人都是这样”。因此，M4将所承担的多重责任理解为“绝大多数人的必经之路”，进而“没什么可抱怨的”。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必经之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老一辈谁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时候各方面条件还差多了……看看周围也会平衡很多，大部分同龄人都是这样……很多都是来自外地的双独家庭，四个老人一两个孩子。（M4）
第二，在应对多重角色责任的对策上，访谈材料显示，青年群体倾向于提高个体资源总量和扩大代际互惠范围。在个体方面，被访谈青年期望通过日常学习、培训等提升工作竞争力及职业发展前景，或者选择从事多种工作提高收入，同时依靠市场力量替代自身承担部分家庭生活角色，如购买外卖、家政、保姆、幼儿培训等商业服务。
在代际方面，除父母之外，青年还与更多长辈进行互惠性支持。来自F10和F5的访谈材料较具代表性地展现了这两条路径。F10在业余攻读硕士学位后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在此期间她通过购买家政服务和课后培训服务，实现了家的“整齐干净”和“看着孩子学习”，将节约的时间、精力等资源用于“完成作业、考试”。F5则描述了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获得了大家庭成员小姨的支持，同时也在情感上和就医陪护等实质帮助上进行了互惠支持。
感觉在给阿姨和培训机构打工……起码能保证放学到我下班这段时间，有地方看着她学习……家也是整齐干净的，工作一天回来心情也好一些……我周末上MPA的课……节约出来的时间，都用来完成作业，准备考试了。小姨，就是我婆婆的妹妹在。婆婆腰不好抱不了孩子，小姨来帮着一起照顾……小姨身体也不好，我婆婆过去一直照顾她……我们现在经常陪她们去医院检查、拿药……（F5）
2. 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访谈结果一方面展现了“中坚青年”同样面临多重角色责任的“挤压”；另一方面，呈现了“中坚青年”在限制下更能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欧美经验。对三个研究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与结构限制因素互动的过程为“中坚青年”形成坚强的心态和坚持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一是在多重角色内容和分配上，灵活机动的角色责任分配和转换机制，加上对就近和按需支持方向的平衡，能够允许青年个体同时应对相对较少的角色责任。
二是在多重角色的关系上，青年群体更关注对工作角色的影响，加上感受到角色冲突与增益并存，且损失能被增益效果弥补，相对缓解了当前角色冲突的挤压程度。
三是在对多重角色的态度和对策上，青年群体在更具体的与代际和同龄群体比较中形成了正常化视角，加上更多向内依靠自身和代际成员，而非向外依靠其他个体和社区的路径，让该群体有更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结合结构和个体层面对“中坚青年”具有更强能动性的原因分析如下：
（1）结构层面
首先，在传统文化方面，家庭主义传统为“中坚青年”发挥能动性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中坚青年”能依靠代际资源应对社会期望的部分角色，所以受多重责任的约束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中坚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把代际福祉内化为个体福祉，即将照顾父母和子女视为应尽义务。
因此，回应父母和子女需求而导致的福祉下降较少，感受冲突的程度较低。例如，F4的访谈材料显示，父母和孩子都为她的角色责任提供了日常、情感、金钱等支持，同时她也将个体资源向代际成员的分配，理解为“家里的”和“相互的”而“不会造成太多困扰”。
父母提供的是全方位的……比如带孩子，做家务，经济上支持……辛苦一天回来看到孩子，才会觉得人生值得……一般来说，家里的支持只要是相互的，不会造成太多困扰。
其次，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而呈现出较高社会流动性，为“中坚青年”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动力。大部分访谈青年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横向的地域向上流动，纵向的职业、收入代际向上流动。
因此，该群体普遍重视作为自致性因素的个体努力在青年阶段的作用，一方面，更愿意将资源投入提高职场竞争力和增加收入的任务，期望继续提升或者至少维持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也更担心工作角色受影响，不能及时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或者增加收入的可能。例如，下面来自M7的访谈较具代表性：一是强调“上学”和“工作”历程中个体努力的重要性；二是认为“坚持”是因为有“计划”和“希望”；三是“希望”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上，即“加薪”和“升职”。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到北京上学、后来工作基本都靠自己……坚持一般都是有计划的，起码有希望……基本的加薪、升职。
最后，在政策支持方面，由于当前不仅较为缺乏促进青年发展、工作—生活平衡的具体措施的支持，也缺少成熟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的帮助，对“中坚青年”发挥能动性产生了压力。青年群体因为缺少外部力量支持，在代际支持外，只能将个体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工作角色，期望依靠自身努力提升资源总量，来自M1的访谈正好显示了这一点：
父母年纪一天天大了，除了努力工作还能依靠谁?
（2）个体层面
首先，在社会经济地位对比方面，我国女性远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为“中坚青年”发挥能动性创造了有利条件。访谈过程发现，夫妻相似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有利于双方协商分配责任，而且也为双方能够更好地应对多重责任提供支撑。以F7的访谈材料为例，她认为夫妻“各司其职”，共同投入所有“收入”“时间”“精力”等资源，才能够应对多重责任。
猪队友也是队友……都像齿轮一样各司其职……别说少任何一个人的收入，就是少投入点时间、精力，都运行不了。
其次，在承担角色责任数量对比方面，“相对公平”的机制为“中坚青年”发挥能动性减少了限制。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在个体承担角色责任的绝对数量外，配偶间及代际间分担角色责任的相对数量，也影响着青年群体对角色冲突程度的感受。例如，下面来自F2的访谈显示，丈夫在工作角色外“力所能及”地分担“一点家里的事”，能有效缓解其角色冲突导致的负面影响，即“任务还是很多”但“不是一个人战斗”。
真忙也能理解，但他能分担家里的事，力所能及的，哪怕只是一点，感觉就好很多……对，其实你的任务还是很多……不是一个人战斗的感觉。
四、结论和建议
1. 结论和分析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在面临多重角色紧张的问题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中坚青年”具有更强的能动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欧美经验。具体表现为：角色紧张事前的责任分工性别差异模糊，且能灵活转换；事中角色冲突集中在工作任务上，且与角色增益并存，并被增益效果弥补；事后角色紧张被视为正常，且向内寻求个体努力和扩大代际互惠。
本研究在结合结构层面的家庭主义传统、社会经济环境、缺乏多元支持以及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比、角色责任对比后，对差异原因进行了解释。
2. 对策和建议
研究结果尽管体现了当前“中坚青年”能够依靠个体和代际资源应对多重角色，但也体现出其支持力量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因此，需要考虑从福利多元视角下促进政府、市场和公众共同应对青年群体的角色紧张现象。
（1）政府层面：政策保障青年发挥能动性
在政府层面，需要认识到青年长期面临多重角色的挑战，可能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威胁家庭、就业稳定，甚至导致社会风险。因此，政府需要考虑结合我国实际，完善和落实系统性的青年发展政策，精准回应青年群体缓解多重角色紧张的需求：
一是继续大力发展公共托幼和养老服务，帮助分担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二是保障就业、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权益的同时，也要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缓解围绕工作角色的冲突；三是为青年购买市场服务代替家庭生活角色提供适当的支持，如免税、补贴、优惠券等；四是出台代际友好和女性友好型政策，支持配偶和代际间协调互惠应对多重角色。
（2）市场层面：制度促进青年发挥能动性
市场层面，要看到青年群体一方面有稳定就业、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购买家政、养老、课后培训等商业化服务，来缓解生活—工作冲突的需要。因此，一是市场要为青年群体的稳定就业提供制度性保证；二是企业要考虑为支持员工参与培训提供制度性支持；三是相关商业服务企业要能规范家政、养老、课后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等。
（3）公众层面：服务支持青年发挥能动性
公众层面，需要转变认识，了解青年履行多重角色责任不仅是个体和家庭的事务，更是对社会的贡献。因此，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青年充分认识到在个体和代际资源外，还可以获得哪些外部支持；二是营造社会舆论，为青年群体减轻社会期望的角色压力；三是加强宣传引导，促进青年夫妻间协调共担多重角色；四是推进社区建设，能够依靠社区就近、精准地帮助青年承担部分家庭生活责任；五是鼓励青年互助，通过倾听压力、分享经验、实质帮助等缓解青年的多重角色紧张，提升青年自身恢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