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

我的籍贯是大理,白族,但我和妹妹出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我爸是建筑工人,常年拖家带口在各个工地上干活,一个工程干完就奔着下一个工程去,所以我们经常搬家。我从小跟着大人辗转于景洪周边的勐满、勐海、勐养,其中在勐养待的时间最长,在镇上的小学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

在西双版纳,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泼水节。这是件大事,学校会给我们放7天假,还能上街玩水。泼水节当天镇上大多数店铺都会关门,穿着明黄和赭红色僧袍的和尚会从庙里涌出来,结成方阵吹吹打打地绕着镇子游行,边走边用叶子蘸水甩向路人。他们念的什么经我们孩子听不明白,也不往心里去,我的兴趣只在于拿水枪玩打仗游戏。

节日就好像天赋神力,让我在这一天有了个不挨批评的特权,拿着水枪在外面疯玩了一天后湿漉漉地回家,老妈非但不会骂我,反而还会任劳任怨地帮我换衣服洗澡。

我们白族有另一个民族节日,叫做三月街,亦称观音市。三月街主要形式就是赶集,被人称为“千年赶一街”。过节时会在马路上搭起绵延数十米的大棚,以供摊贩们做生意,还会有赛马舞狮,持续7天。我记得幼时妈妈总是在节日的末尾才带我们去凑热闹,因为那时集市上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爸把我和妹妹转学回了老家,留下妈妈照顾我们,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我老家在大理市18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喜洲。喜洲的开化程度远远不如西双版纳,学校里的孩子们普遍早熟,好勇斗狠,相互之间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本地的孩子上学晚,我当时是五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和我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根本不学习的,他们的人生规划通常是:小学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先打工、务农,然后等年龄一到,就应征入伍。

我在学校挨了不少揍,被迫帮同学写作业是常有的事,最夸张时,我书包里能有10本练习册,里面只有1本是我的。我每天写作业到凌晨,开始写不完急得直哭,后来也就习惯了。在这种变相的题海战术折磨下,我的分数扶摇直上,到六年级时,已经稳定在前5名了。

后来我妈发现了我受欺负的事,到学校里大闹了一次,让我写作业的那些同学都挨了老师的体罚,当然,后来他们又把拳脚还到我身上了。不过,从此之后没人再让我写作业了,别人要写到晚上9点的作业,我6点半就能写完了。

不过伤害还是留下来,2011年小学毕业之后我到医院测了眼睛,左眼近视200,右眼225。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大理市一所挺好的中学,学校位于大理古城,当时附近还有不少报刊亭和书店,不像现在,人民路上全都在卖旅游纪念品和小吃,都是宰游客的。

但学校没有宿舍,所以像我这样从镇子赶来上学的孩子,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爸妈给我找了一间小单间,一年只需1000块钱,在一栋很老的楼房里,一楼是砖石结构,二楼就全是木板和篾席了,毫无隔音可言,没有卫生间,只能出去上公厕,洗澡亦然。

我在这间陋室里一住就是3年,每周回家1次。一个人住没人管,我迷上了漫画和小说。我妈一星期给我的70块钱生活费,有将近一半花在买齐那几家杂志社的连载漫画。小说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借同学的来看。

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斗破苍穹》,当时它还没完本,很火。我入迷得很,又因为借来之后很快要还,所以就废寝忘食地看。回家了看,下课了看,上课的时候也要偷偷看。这样一来,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9门课,除了文科以外,我通通考不及格。

初二上学期的一个周五,我刚回到家准备吃饭,两位伯父就带着一堆亲戚来敲门了。只看见他们同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就开始哭,然后拿着家里的几千块现金和银行卡,没来得及跟我说几句话,就收拾东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工地上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了。

没救回来。

我觉得很不真实,连我爸的骨灰被带回来送到山上埋了,我都没有那种失去至亲的痛苦。直到我回到学校,发现老师同学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才在校外自己租的小房子里哭出来。可青春期的我,觉得男人是不能哭的,所以又咬牙忍住了。

我连续几个晚上做了跟我爸有关的梦,大多都忘了,只有一个印象深刻:他在山上泡温泉,温泉水是金色的,很暖和。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他,爬山,爬着爬着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爬到山顶发现他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的一个院子里泡温泉,于是又下山。好不容易到他身边,我正准备进池子,他突然说,“先去洗个澡再下水”。

我就去卫生间淋浴,洗着洗着我就醒了,到底是没泡上温泉。

我妈独力抚养我和妹妹后,压力很大,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没好话,一张嘴就是骂人。她说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一回家就怒从心头起。

2014年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好高中。而我妈已经明摆着不会继续供我上学了——当时家里欠着外债,确实困难,于是我很快在镇上的家具店找了份工作,月薪1200。那家店挺大,一楼卖家用电器,二楼卖家具。我最初是售货员,但那时人很内向,根本不堪此任,然后就被派到二楼干体力活了。

家具店老板是个离了婚的胖男人,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穿着T恤短裤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店里的经营是另一位瘦主管在抓,此人精明强干,属于那种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老油条。

店里还有一个专职送货的师傅阿波,快30岁了。他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就喊他“波哥”。波哥跟主管是同一种人,但还有一点贪玩和意气用事。店里个刚满20岁的女售货员,他居然没几天就给追到手了,两人搞对象的事在店里经常被大家开玩笑。过了几个月,他和售货员同时请了几天假,说要去办点私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售货员怀孕了,他们两个是去做人流。

有一天波哥和售货员在店里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波哥逼售货员删掉微信里的男性朋友。这个事搞得店里气氛很僵,那天下班时间都没到,波哥就悄悄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上班——

他和售货员当然也就此分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波哥主动联系我,说他开了个洗车场,缺人,想让我跟他一起干。他给我开月薪1500的工资。我在家具店干了快一年,月薪慢慢涨到了1800。但老板对员工很刻薄,一直在压我们的工资,陆续逼走了很多人。因为工资低,招人费劲,于是多出来的工作就分配到仅剩的几个员工身上,搞得我们都有怨气。所以,波哥叫我过去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打电话给老板说了一声,就算离职成功。

2015年5月,我开始在洗车场上班。

这份工作一开始非常悠闲,因为压根儿没有生意。波哥给我画了好大一张饼,说洗车场将来做大做强了,就让我当合伙人,我们一起当老板。但事实上,他每天入不敷出,一直亏钱。平日里好歹有几辆车上门让我们服务,下雨天则完全没人,鉴于洗车场只有他这个老板和我这一个员工,所以他索性关门,给我放假。

那时我每天都盼着下雨天,这样就不用上班,可以到网吧打一整天游戏。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进网吧了,先是玩《穿越火线》,后来打《英雄联盟》,打得不好,但很上瘾。毕业工作后我吃住都在家里,所以工资的大头要交给我妈,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零花,基本都被我花在网吧里了。好在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养成为游戏充钱的习惯,直到如今我还是“0氪”。

几个月后洗车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来,光靠我和波哥根本忙不过来。波哥舍不得雇人,于是叫亲戚来帮忙。这个时候,他变得要面子、摆架子了,有气就随便往我们身上撒,连他妈妈来洗车场帮忙的时候都被他恶语相向。

我的工资一直没涨,他说将来要培养我当管理者,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份能干一辈子的工作。

我也不太想一辈子都干这个。

2016年,我跟着堂姐夫去了昆明,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堂姐夫在五华区开汽修厂,但我并不是要去他那里工作——他帮我找了熟人,把我安排到修理厂附近的长安4S店,当漆工学徒。

我跟的两位师傅,一位姓李,一位姓何,李师傅主要教我手艺,何师傅给我发工资。刚去时我的工资只有600块钱,要不是店里包吃包住,真要活不下去。

4S店的生意分淡季和旺季。淡季一天就一两辆车来,铜工先将车身上大的凹陷拉平,把损坏的配件换掉,然后再分给我们漆工。

漆工的工作很像泥瓦匠,先用一层腻子把车身表面填平,然后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把多余的部分打磨掉,一开始打磨全靠手工,一张砂纸一桶水,要磨上几个小时。当然,刮好的腻子也可以机器打磨,当时整个4S店里只有2台干磨机,大家轮着用。这玩意倒是省时省力,但有一个巨大的缺点——扬尘。用它磨腻子,会把整个工作间弄得到处是灰,操控机器的人更是难以幸免,这种环境里,就算戴着防毒面具,尘肺病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待磨到车身表面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后,便可以调配底漆,覆盖在刮过腻子的地方;喷过底漆之后还要继续磨,把底漆磨到光滑为止,才能把车挪到喷漆房里,戴上防毒面具,用色漆和清漆对表面进行喷涂。等油漆晾干之后,理想情况下,这车会和新的一样。

但理想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这些工序每一步都很重要,可每一步都没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衡量“好”与“不好”只靠一样东西:手感。我练了3年才练出这个鬼东西。说实话,我是有点笨,是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折磨的原因之一,也是它逼我天天正视自己的无能,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什么也做不好。

带我的两位师傅性格截然不同,何师傅较为反复无常,甚至有点口蜜腹剑。他惯于和别人做表面兄弟,别人对他有用的时候他就勾肩搭背,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一旦没用了就恶声恶气,经常背后说人坏话。相较之下,李师傅就耿直多了,有什么说什么,不论对领导还是同事都不假辞色。

所以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真的没做好。

4S店的旺季在年关时节,天气冷了,我们有条件的时候打磨都用热水。即便如此,皮肤皴裂和长冻疮也是免不了的。手上长了冻疮以后,皮肉就会肿起来,肿得不能再肿,就会裂开,然后汩汩流血,整个手又痒又痛。

可我们组一天会分到十几辆车,活儿根本干不完,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之后,最极端的时候曾经捱到凌晨2点。我那时候算过,冬天我平均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干活。

业绩好也和我没关系,我的工资会涨,但拿不到提成,涨过了就是固定的。干汽修3年,我的工资从600涨到3500。李师傅的工资也是固定的,一个月6000,只有何师傅是拿提成的。

2019年初夏,4S店生意奇差无比,据说当时整个汽修行业都不好过。李师傅离职了,何师傅也想提桶跑路,跟我谈了两次,我也就辞职了。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折磨,现在看来,学汽修3年,过一天算一天,纯属浪费生命。这3年因为没钱消费,我很少走出五华区。我的钱有一半存起来给了我妈,总算把家里前几年欠的债给还清了。

当时我堂姐夫沉迷比特币,为了发展下线,跟我提了好几次,想拉我入局。我给了他6000块钱买币,交易账号也在他和我堂姐手里。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他们也一直没跟我提这事,是赚是赔,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离开4S店之后,我不想再每天下班后身上都脏兮兮的了,很渴望做一份能穿着干净衣服干活的工作。我心里已经后悔自己没好好念书,以至于如今连找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都成了奢侈,于是开始打听成人自考的事。

在昆明又找了一圈工作,没找到合适的,我妈干脆就让我回家,说趁此机会把驾照给考了。

2019年7月,我离开了昆明,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因为科目二结束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驾校练车,所以我就在大理的酒吧找了份夜班工作,每天下午3点上班,管饭,吃饭时间在下午3点、下午5点和晚上12点,月薪2800加卖酒的提成。

这家酒吧不大,但员工不少,分为销售、前厅服务员和舞台演员3类。

销售全是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女孩,她们主要在门口揽客,客人在酒吧的消费算做她们的业绩。

服务员全是男生,工作和餐馆里的传菜员一样,销售会把每桌客人要的东西记下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给送过去。除此之外,我们还负责洗厕所、倒垃圾和打扫酒吧厅面的卫生。我们卖酒的机会其实不多,多半都要等已经点过一轮的顾客点第二轮时才有我们的份。

舞台演员都是俊男美女,他们白天在家里开直播,晚上5点到酒吧吃饭,然后准备上台表演。有时候白天也会来,因为要排新的节目。6、7个人轮番上,每人一晚上都要换7、8次衣服。酒吧里还有个调酒师,他每晚有个固定上台表演的节目,扔酒瓶子,有点类似杂技。

演员们的下班时间是最早的,11点就走了——大理古城很小,商业区和居民区挤在一起,11点之后就不让再放音乐,要防止噪音扰民。服务员和销售下班没个准点儿,客人什么时候走光就什么时候收拾,一般凌晨2、3点酒吧就没人了,但也不乏要在店里待到黎明的熬夜神仙。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过渡性质,2个月后驾照到手,我就辞职了。我打定主意要干一份收入稍微高点的工作,9月初在手机上注册了一个“美团众包”的账号,想要去送外卖。我妈觉得我学了3年汽修,这就放弃,有点可惜,但又害怕我在车间里天天吸粉尘油漆,将来会得病,就由着我去了。

“美团众包”一注册,就有人打电话联系我让去面试。第二天到了美团站点,人事看过我的身份证和健康证后,给我稍微讲了一下待遇和工作模式,面试就算通过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美团在大理没有“众包”,只有“专送”。

骑手一个月额定送单数目是600单,底薪3000,送一单外卖5块钱提成——不管天上下不下雨、路程远还是近,送一单就是5块钱,没有例外。现在看来,这有点“霸王条款”的意味,很容易就能辨别出站点对骑手们公开的“政策”里明显有不尽不实和隐瞒不报的部分。

但当时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和一个初中同学一起租了个月租800块的房子,同学听说我在送外卖之后,他就来跟我一起干了。

第一个月,我们两个都非常勤奋,即便路不熟,最后也拿到了5000多的工资。一天送8小时,一个月休4天,相比之前我干过的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作,送外卖简直可以说是悠闲和暴利。我甚至还有闲心利用空余时间背单词、学英语——可能是社会的毒打终于令我长大成人了吧,我觉得必须得给自己规划未来。

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我看来并不算是贬义词,人因为物欲旺盛、感情丰富,所以才有动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送外卖的第二个月,我一切如常,但同学懈怠了。骑手的上班时间是按工时计算的,系统派单也会优先派给离商家位置更近的骑手,所以只要我们离开美团站点负责的商家范围,就可以一直空耗时间而不用接单去送外卖。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在午高峰和晚高峰订单多的时候出去干活,剩余时间不是在家休息就是在网吧打游戏。

这个月,我领到5900的工资,而他只有3000多,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找我借钱,我也没什么资格管他。

送餐高峰的时候,送外卖时间非常紧张,每个人都要学会单手扶电瓶车、低头看手机导航的本事。我们站里当时有一位同事在送餐途中出了车祸,挺严重的,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我后来在站长宣传道路安全的时候见了同事那辆被撞坏的电瓶车,车身的塑料件碎得七零八落,连插在车上的钥匙都弯了。

除了这种大事故,平常我们小磕小碰也不少,我曾经就连人带车摔过好几次。入冬后,我在外裤里面还穿了一条棉裤,有次摔倒之后外裤没磨破,回家一看,里面的腿全是血。

外卖送了不过4个月,我就晒得跟鬼一样黑。那时候每天要打好几十个电话,见很多陌生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大部分的商家和顾客都很友善,刻薄又难伺候的终究是少数。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在快速地变成熟,当时心想:我一定要把本科学历考出来,将来要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我和同学原本是平摊房租的,但后来他没钱了,我只好先垫上。令我不舒服的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他仍然不思进取,还带了个朋友回来过夜,往家里硬塞了一个人。他说这个朋友同家里闹矛盾,被父母赶出来了,身上又没钱,无处可去,于是只好收留他几天。明明是我在负担全部房租,他收留别人之前却不跟我商量,我很愤怒,但只能忍了下来。

早上,我和同学都要出门上班,那个朋友就留在我们的屋子里一天到晚用手机打游戏。我回来之后有两次发现他用了我的牙刷和毛巾,已经快爆炸了。后来这人连手机话费都充不起,上网还要靠我们给他开热点。我实在难以忍受,对同学说,赶紧让他走,否则你也搬出去吧。

同学面子挂不住了,收拾东西和朋友一起走了。我一个人住着月租800的房子,清静得不得了。

2020年元旦节那天,单子特别的多,所有骑手上满8小时班之后都不准下班,被站点强制留下来继续送外卖,否则就按开除清退处理。每个骑手同一时间段有近50份外卖要送,根本送不完,派单派得一团乱麻,每份外卖送出去都至少超时30分钟以上。“开除”后来被证实是唬人的,但我当天奔波到了凌晨4点,而微信群里通宵跑单的同事还大有人在。

那天晚上,我把外卖交到客户手里时,有人对我说“新年快乐”,我也回他一句“新年快乐”。但实际上,我的真实感受是“同人不同命”,你确实快乐了,我呢?我“跨年”这一天被冷风吹得嘴唇子都裂了,脸也皴了,大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我快乐个屁。

之后没过多久,我辞职了,我已经看明白了,送外卖虽然赚的不少,但实在没有前途:站点用了不少严厉的政策,动辄就要罚款数百元;送外卖总会遇到超时的烂单、孤零零的远单,有的人在路上电动车突然坏了,他身上的外卖就得交给别人来背。

我想在家过完年再找新工作,不成想没过几天,新冠爆发了,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了。

那个年过得很煎熬,不让出门,连买菜都困难。家里每天除了米饭,唯一的菜就是炒土豆片或者土豆丝,后来连土豆都吃完了。猪肉的价格一度涨到30几块钱一斤,还特别难买。我妈在家缝十字绣,我妹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学习,晚上看电视剧。我无所事事,只好看书,愣把村上春树的两本厚小说看完了。

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读不惯日译本。

我还入坑了剧本杀——那段时间估计除了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都很无聊,随便在微信群里喊一声,就能喊来7、8个人玩线上的剧本杀——复产复工之后,想叫人就困难多了。

在家待了3个月,封城解禁了,我妈极力推荐我去厂里上班,跟我说厂里待遇好,包吃包住,月薪也高,适合攒钱。就这样,2020年4月初,我从大理坐火车又到了昆明,先到中介公司报名,他们就拿出位于全国各地的招聘启事给我看,让我自己考虑想去哪儿。比对过时薪之后,我选择了一家在南京的电子厂,因为它能给到20块每小时。

然而,中介公司骗了我们,跟我们说在厂里是坐着上班的,日常只要穿工作服就好,不必穿无尘服。结果待我们一行几十个工人到了南京之后才知道,进车间必须穿无尘服,一天12个小时要一直站着。我们的身份证都被他们收走了,电子厂的领导对我们说:“就这个条件,爱干不干,不想干的人到我这交600块钱领身份证。”我们质问他凭啥收钱,他说这是公司把我们“运到南京”的路费。

可恨我当时没有录音。

大部分人留下来了,厂里给我们分配了宿舍,6个人一间屋子,上下铺。舍友们各有特点,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我在他们之中大概算是最有行动力的一个了——虽然政府鼓励复产复工,但因为疫情原因,厂里经常放假,周末是不上班的,我就利用这点空闲时间在南京逛了一圈,把不要门票的著名景点都去了一遍。南京果然是个大城市,但没我想象当中那般繁华,绿化居然做得很好。人人都说云南山清水秀,可我觉得大理的风光远远不如南京。

工厂里的生活很单调,活不难做,机械重复,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连上厕所都要向领导报告。后来我看过一个叫《山海情》的电视剧,里面讲宁夏的农村人到福建莆田的工厂打工,看完只觉得充满了童话色彩——在我看来,想和电视剧里那样靠在工厂打工赚钱出人头地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也许是时代背景不同吧,说不定在剧里的那个年代,工人的待遇就是有那么好。

我们拿的是时薪,由于厂里经常放假,第一个月下来,我只拿到了1000多。我和流水线上的领班混得很熟,打听了一下,发现连她也没有5000块钱工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愤懑,当即就决定不干了。

上班一个月了,身份证早就还给了我们。我回去问舍友谁愿意跟我一起走,他们都很迟疑,犹犹豫豫,我直接收拾了行李独自离开。

我拖着行李在南京到处走,简直像在流浪。两天后,由于亟需一个住宿睡觉的地方,我去应聘了快捷酒店的前台,本来这个岗位一般都是要女性,但酒店长时间招不到人,就放宽了标准,连男生也要。

我在酒店入职是2020年的5月,距离我的21岁生日只剩1个月的时间。

这家快捷酒店在高铁站附近,以前客流量非常好,但受到疫情的冲击,生意比较惨淡。据说在我来之前,老板刚换过,新老板留下了所有的老员工。领导说,虽然在外面看着架子大而不倒,但新老板一直在亏钱。

酒店排班是“上二休二”,1天白班,1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一班要上12小时,挺轻松的,甚至做个副业都绰绰有余——店里的厨子和工程师傅,都在兼职跑网约车。

不过员工宿舍的条件很差,在天台上,宽带、WiFi都是我们自己拉的。我和3个同事同住,宿舍没有窗户,光线全靠从门口进来,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屋子里都是黑乎乎的。宿舍里有台年岁久远的立式空调,好用,但很耗电。电费是均摊的,为了省电费,我们一般不开它,各自买了电风扇放在床头,一天到晚吹个不停。

我在这家酒店干了1年多,在同事里算时间比较长的了。酒店一直在招人,但服务业好像没人愿意干似的,招到的新人总是没过试用期就跑掉了。这就把我给“显”出来了,店长说,等招到人就升我做值班经理,待我也与别的同事不同。职还没升,我就渐渐接了一些管理的工作内容,日常也很操心,经常要陪同事们加班。

能力被大家认可了,我的自信心也加强了。我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在南京报了自考,到现在也过了几次考试,虽然分数不高,但都及格了,比我想象中要简单。

在酒店工作,我见识了各色人等,其中最难缠的是醉鬼和嫖客。醉鬼就不用说了,神志不清,开房时连登记手续都需要别人帮助完成。嫖客不一样,他们是清醒的,又分明地透出无耻。

我们酒店的保安是个老头,晚上12点之后就会在沙发上打瞌睡。有一次我上夜班,有嫖客来退房,我不同意,他当场就跟我吵起来了,吵完之后还打电话叫人,叫来一个“兄弟”,然后和我说:“我们到外面解决一下。”

言下之意,店里有监控,他想把我叫到外面打一顿。

我差点就跟着出去了,他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不止他想揍我,我也想揍他两拳。但想了一想,还是不宜做亏本买卖。我甚至盼望他按捺不住在摄像头底下就动手打人,那就不用说别的了,我直接报警索赔。

后来他没敢动手,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更可惜的是我最终没能等来升职。

酒店的员工一直在离职,今年清明节的时候生意回暖了一阵,但随后又冷清下来,就连紧随其后的端午节也没能提振士气。6月份的时候,领导突然通知我们说,老板还是把酒店转让了,下一个新老板要搞装修,我们这批员工一时间全部失业。

我们聚在一起说要申请劳动仲裁,但后来走的走,散的散,最后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到劳动局去问了两次。劳动局的人刚开始说给我们调解,调解没成功就要打官司,听到这个,我们也没心情折腾了,最终各奔东西。

后记

很多很多年前,我最想去的地方是纽约,其次是上海。我当时看别人的杂记,说北京是砖做的城市,西安是石头做的,而上海是玻璃做的。彼时深以为然,一心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繁华。

来南京之后,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这里离上海很近,也是“新一线城市”,却与我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没来这里之前,我只能在视频和照片里面了解大城市,以为这里的人个个都衣着光鲜,纸醉金迷,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视频里的都是有钱人,穷人在哪里都要讨生活。

即便如此,南京依然比大理强多了。我今年22岁,工作已经7年,要我说一句真心话,我恐怕会说“不想回家”。

因为大城市不止有纸醉金迷,也有打工人每天在为了点外卖的时候省三四块钱、关注好几个公众号领优惠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