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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5块钱能买到什么?

可以是三张贺卡,两瓶汽水,也可以是一本少女杂志。

可能每个90后女生的校园记忆里,都藏着一摞厚厚的少女杂志。那些封皮花花绿绿、内容情情爱爱的刊物,被女孩们垫在作业本下偷偷阅读,流传于一个班级超过半数的桌洞,最终又会被教导主任没收于某个课间。

和纸媒鼎盛时期的诸多刊物相比,少女杂志的文学价值谈不上最高,但它承载了无数懵懂的少年情愫,反映了一代人的校园生活,也陪伴许多中学生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如今,随着纸媒的衰落,少女杂志的消失也引发了一阵怀旧浪潮。今年11月,《飞·言情》和《桃之夭夭》两本著名少女杂志接连宣布停刊。而后,老读者们用上千条留言,为其实现了一场“云祭奠”。

有读者感慨:“少女杂志停刊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

在这个少女杂志的寒冬里,我们和几位见证过其荣光的编辑、作者聊了聊,试图为少女杂志鲜花着锦的二十年,画上一个体面的句点。

1. 青春文学的“江湖”

90年代,长沙黄泥街。

窄窄一条巷,曲折蜿蜒,挤着近三百家书店。店面不大,装修破旧,书却摞至低矮的天花板。街上人声鼎沸,运书的货车川流不息。

那是一个书市极其繁荣的年代。作家何顿在小说《黄泥街》中写:“那时,全国做书生意的老板们都要往黄泥街跑,如果他没有来过黄泥街,那他就不是书商,而只是摆地摊卖书的小个体户。”

一个叫邹立勋的年轻人便是万千书商中的一员。邹立勋起初在黄泥街做图书批发生意,从深圳大量进购电影画报和明星写真等内陆匮乏的读物回湖南售卖,生意红火,迅速攒下了第一桶金。

就在邹立勋为批发图书两地奔波之际,国内的图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名为“青春文学”的浪潮。

创刊于1956年的老牌杂志《萌芽》,背靠上海市作家协会,是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1999年,萌芽联合国内13所高校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吸引了无数中学生参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书写青春的80后作者也因此出道,声名大噪。

此后,不同于韩寒和张悦然专注于自身经历的写作,郭敬明选择在青春文学的“江湖”内,另辟商机。

2006年,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发行,发行量一度高达单月70万册。

和《萌芽》偏传统、严肃的风格不同,《最小说》更新锐,更先锋,运作模式也更商业。其背后的“最世文化”,相比杂志社,更像一家娱乐公司。不但老板本人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还培养出笛安、落落、安东尼等一批明星作者,新书动辄畅销百万册。

也是在同一时期,邹立勋成立了魅丽文化,随后创办“花火工作室”,策划了《花火》、《飞·魔幻》、《飞·言情》等一系列青春文学刊物。

《萌芽》牌子老,《最小说》势头猛,邹立勋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和他们“硬刚”,而是做细分市场。

整体而言,“花火系”杂志的读者主要是中小学阶段、情窦初开的小女孩,这也是后来我们称呼它们为“少女杂志”的原因。一封2008年发布的《花火》杂志约稿函,记载着读者当年的阅读口味:

逆风之翼栏目,优先收稿“微酸疼痛的成长小说”,需表现青涩少年时代的叛逆与成长;此间少年栏目,寻求“忧伤疼痛的青春故事”,结局需要让人心碎落泪。

同样都是少女杂志,“花火系”旗下的不同刊物,风格也不尽相同。比如,《飞·言情》主打浪漫爱情故事,《飞·魔幻》主打魔幻、悬疑、古代题材,《桃之夭夭》偏好轻松欢脱的古代言情小说。

清晰的读者定位,以及对适龄读者口味的精准拿捏,让“花火系”很快在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再加上当时单本杂志的定价大多不超过5元,契合了学生们的零用钱额度,一时间,少女杂志在整个长沙遍地开花,继而风靡于全国,统治了中小学女生的课间十分钟。

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移动互联网更是遥远的年代,少女杂志迎来了它最好的十年。

2. 幻梦十年

“我和我妈去她同事家做客,看到同事读初中的女儿书架上,一排一排全是我们公司的杂志。”在已经停刊的杂志《飞·魔幻》担任过主编的晴子说。

晴子是2010年加入魅丽文化的。回忆起纸媒最繁荣的时代,她觉得很自豪,“我表妹那会儿在读初中,经常跟同学吹嘘我,她的同学还拜托她,找我要当时很火的作者的签名。”

不止魅丽文化旗下的杂志,2005年至2015年这十年,少女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

作者枝枝曾在《花火》等少女杂志刊登过不少稿子。她在采访中回忆,她上初中的时候,最流行的是一些韩流风的杂志,比如《天使.com》。班里的女生几乎人手一个摘抄本,用来摘抄杂志里的优美句子。

后来,枝枝班里又开始流行《紫色年华》和《爱格》,“那两年,我们班的女同学定时定点去学校门口的书店里蹲新杂志,出新必买,大家还会商量着分别买哪本,然后再互相传阅来看。”

入行十年的杂志编辑阿灯告诉我,她刚做杂志的时候,少女杂志单本当月销量能达到25万册,如果分AB册,一个月就是50万。这个数据还不算巅峰值。

“那时候每个月收很多读者来信,大家还要给读者写回信,有的读者还会给编辑部寄礼物。”阿灯说。

和杂志绑定的图书,销量同样称得上传奇。个别在杂志连载的图书,仅首印量就能突破二十万。

独木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之一。已经从魅丽文化离职的十颜回忆,2016年,他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独木舟《一粒红尘Ⅱ》全国14城签售,“在长沙,全场爆满,读者们拿着横幅和独木舟的牌子,集体大喊‘独木舟我们爱你’。整个会场人多到密不透风。还有现场没得到签名书的读者,当场就哭了。”

独木舟签售会结束后与读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当然,对于这些风靡一时的少女读物,老师和家长就比较恼火了。

作者南街曾为《花火》、《爱格》等少女杂志供稿。和不少作者一样,她的“写作梦”也源自少女时代藏在桌洞里的那些杂志。

在她的回忆里,当年要看这些书,得和班主任、校领导“斗智斗勇”,“当时,年级主任拿着一摞没收的杂志在大会上痛心疾首地说,就书里写的那些个话,我看了都脸红!”

其实,哪怕是很多曾经的忠实读者,长大后回忆起那些故事,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南街笑道:“给小女生看的东西嘛,有些情节是有点矫情。不过,拜托,那是一个《红苹果乐园》都能成为标杆偶像剧的年代。”

但对于轻视少女杂志的说法,编辑阿灯就不太认可了。她觉得,少女杂志当初能卖得那么好,说明市场需求量够大。而且作为一线编辑,她带过不少作者,“不管是从文笔还是故事立意来评判,她们确实很有才华”。

2005到2015这十年,少女杂志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变化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国产电脑以极低的价格铺进千家万户;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智能手机开始普及;手机右上角的信号从2G变成3G,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为4G……

2015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萌芽》官微宣布,《萌芽》由半月刊调整为月刊。新时代来得似乎比想象中更为气势汹汹,连老牌杂志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3. 再见,少女杂志

“2015年之后,纸媒就慢慢在走下坡路了。”晴子也在采访中提到了这个年份。

“在那之前,纸媒还算一个风向标,什么类型的故事在纸媒火,小说网站上什么类型的故事就会多。后来逐渐变成小说网站什么火,纸媒就做什么类型的,再后来IP大火,纸媒又倾向做可以影视化的小说。”晴子总结。

《花火》主编黄欢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曾表示,2015年之前,青春文学市场都还很火热。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者会在网络上发表作品,而更多的读者也选择网络付费阅读。

作者枝枝也有同感。当时她已经开始在杂志写文了,但她很快发现,和她一起入行但选择在网站上更文的朋友,后续发展普遍更好。而网文签约出版后,销量甚至会是杂志的好几倍。“那个时候,我终于很清晰地感受到,纸媒真的不太行了”,枝枝说。

十颜在职时经手过的杂志《花火影像》,属于纸媒里比较早倒下的一批。这本杂志的前身是魅丽文化旗下的《萤火》,巅峰时期,销量紧随《飞·魔幻》之后。

2016年,《萤火》停刊。消息宣布时,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陷入沉默。十颜回忆,“当时兴致勃勃约了稿,准备了下一期的内容,突然就通知不做了,稿子暂留,杂志工作暂停,主力放在图书项目上”。

公司里有很多项目,每一项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萤火》成为了大局的代价。就在编辑们陷入沮丧时,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萤火》以《花火影像》的名义重新出刊。编辑部重燃希望,高高兴兴地聚了一顿。

可惜不到一年,《花火影像》也停了。

日剧《重版出来》里有一集,讲述了漫画杂志停刊后,连载被砍的漫画家对编辑大发雷霆的画面。十颜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一幕。

一些作者给他发消息,质问杂志为什么没有了,为什么稿子过了终审却不能用,稿费还能不能发,一些不理解情况的读者则在私信里表达不满:“你们团队太废物了,人家办得好好的,就你们垮了!”

2019年,十颜从魅丽离职。那一年,纸价的频繁上涨已经让出版行业压力骤增。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寒冷,会在2020年的春节到来。

阿灯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整个行业都陷入迷茫。她手头的图书选题全部暂停推进,已经做完的图书也不敢印刷,“感觉好像明天就要下岗了。”

编辑们并非不能接受衰落。其实从阿灯考进出版专业读大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说,出版是个夕阳行业,终究会被数字取代。喊了这么多年“纸媒寒冬”,行业里的人也都明白,这一天早晚会来。但疫情的来临,在一夜之间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更迭,让这个冬天前所未有的寒冷。

“很明显的,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稿子交上去5个月就出版了。去年交了第4本的定稿,等了18个月了,出版社那边还没给我们消息”,南街说。

出版的艰难,使得许多作者无法再靠给杂志供稿谋生。有人回归家庭,有人进入职场,也有人转型编剧和网络作者。

2020年4月24日,主编晴子一条“对不起,我保不住《飞·魔幻》了”的微博成功出圈。

接受采访时,她向我回忆了那天的场景:“那时候疫情结束,刚恢复上班,大家才把下个月的杂志赶出来等着印刷了,突然收到停刊的消息。我当时差点脱口而出‘没有《飞·魔幻》我就不干了’,想想手下的编辑,才控制住了自己的任性。但还是在自己的微博和杂志的官博发了一些很任性的话。尤其是官博,现在去看,置顶的还是我当时发布的那句话。”

和早期停刊的杂志不同,《飞·魔幻》停刊时,编辑们的反应都很平静,因为大家多少都有些预感。接受不了的,很多是作者和读者。

晴子说,自己当时很少在社交平台出现,因为一出现,和大家多聊几句,她就开始难过。“我一直无法正面面对停刊这件事,一直在逃避。说出来可能没人信,离开公司一年多了,我到现在还在逃避。”

而在晴子离开公司的这一年多里,许多以前的读者,竟断断续续地在那条“任性”微博的评论区相逢,共同构筑起少女时代的回忆:省下早饭钱买的杂志,同学之间的相互传阅,页脚征集的读者互动……

缘分终于从纸上走到了网络,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面。

到最后,只留下一句:“原来你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离开了啊。”

2021年,国内疫情在好转,但纸媒的冬天已经不会结束了。11月16日,《桃之夭夭》宣布休刊。11月24日,《飞言情》在微博上发文,语气仍然轻松:“青春终有告别时,《飞言情》杂志就陪你到这个冬天啦!”

南街工作以后,已经很久没再给杂志写过短篇。有一次回家收拾书柜,她才发现下面整格都是早年寄来的样刊。有一份里还夹着编辑给她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期待我们的“重版出来”。

“之前觉得纸媒慢,读者少,被校对改稿子还会烦。现在在媒体写推文,倒是几万人当场看,看完了就在评论区对骂。文章发出去24小时,不再有人记得你写过什么。”南街感叹。

而晴子则会在新工作的间隙想起一些往事,想起她进魅丽之前,在长沙另一家公司干了5天就被“扫地出门”。

当时她在街头大哭一场,发誓自己要向这些瞧不起自己的人证明,自己能做一本非常好的杂志,做一个特别好的编辑。她就这样一直做到《飞·魔幻》停刊,在杂志行业度过了十年。

少女杂志犹如少女时代的一场幻梦,繁华,绚烂,烟火般一闪即逝。每当人们谈及青春文学,它们的价值总是不被承认。哪怕是怀念的口吻,言语间也要和当时“矫情”的自己划清界限。

如今想来,造梦无罪。从格子间里抬起头的我们,何尝不会怀念能够异想天开的少女时代?而能用5元钱买到的少女杂志,又何尝不是承放了那些无处安放的少女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