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

在DNA鉴定所,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同睡一张床的夫妻,可能也并不了解对方曾经干过什么。在这里,诸如爷爷睡了儿媳妇,富商成为“回头客”的情节,因为发生过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会骗人,贤惠体贴的家庭妇女会说谎,唯一可能指向诚实的,只有存放在鉴定所两个大冰柜里的样本。

真相究竟如何?鉴定师们能让它们开口说话。

一、戏剧性

总的来说,没人能预料这里会发生什么。

小部分故事伴随着失控展开。在三楼朝阳的会议室,一对夫妻曾在这里大打出手。男人的钱包、手机、银行卡相继被女人丢到窗外。据说他十多年来对外宣称自己单身,事业有成之后,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与此同时,他十来岁的孩子神情淡定地坐在旁边,观看父母打架。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刚给小三付完鉴定费的原配妻子,转头冲向没有防护栏的窗口,幸好亲生儿子眼疾手快,最后把她拦了下来。

也有些人因为过于坦然,反倒看来有些惊悚。一位怀孕16周以上的女人,曾同时带着四个男人来做DNA鉴定,比对谁才是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四个男人站在一旁,热络聊天,互递名片。要是忽略一旁暗自惊叹的鉴定师,场面简直和谐得诡异。结果出来,四人和女人腹中胎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人松了口气,愉快离开。

存放在冰柜里的样本

在北京顺义区空港科技创业园,中正司法鉴定所位于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每天都有怀着沉重困惑的人们来这里一探究竟,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与你在地铁上、大街上、沙县小吃里会遇到的普通人并无区别,人生经历的狗血程度却能和电视时代的八点档比较一番。

鉴定所的客流量,通常在学生寒暑假和大年初七达到巅峰,高出淡季百分之二十几,据说酒精、吹牛和聚会往往是一切怀疑的开端。

除了顾客,抱着猎奇心态前来探访的媒体也络绎不绝。在新闻报道中,写作者们最爱用的一个标签叫做“婚姻粉碎机”。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要镇住这样一家DNA鉴定所,必然得有个撑得起场面的老板。如果你在这里见到一个遇见谁都能侃侃而谈、好茶相待的中年女人,那就是邓姐。如果你见到的是一个能和撒泼顾客不留情面、拍案对骂的凶悍女人,那也是邓姐。

邓姐本名邓亚军,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干练短发,脸上常年带着淡妆,看不太出年龄。上世纪90年代,她在西安当过法医,切过尸体,破过大案。后来回到学校深造,拿到了法医学博士,毕业后进了DNA鉴定所。

入行十八年,邓姐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能跟她做朋友都是件值得吹嘘的事情,她曾有朋友跟自己爱看《知音》的母亲说,“你每天去我姐的实验室待着,这块的故事可比《知音》精彩多了。”

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当时邓姐帮无锡的一场“寻亲会”做公益,她遇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她和父亲的血样过来做鉴定。据说她母亲怀孕时,父亲已经做过结扎,怎么都不肯相信孩子是自己的,还把母亲撵出了家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DNA鉴定技术还没有出现,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女人的身份。母亲独自把她生下,最终在她十几岁时郁郁而终。

四十多年,女人在邻里“野孩子”的指点声中长大,度过了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前半生。

然后她拥有了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机会。几天后,鉴定师打电话告诉女人结果时,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她活了四十多年,被父亲赶出家门四十多年,而后终于抵达了一个确定的结果:支持。

邓姐说,“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雷雨》故事。”

二、真相的意义

在邓姐的鉴定所,每年接到的案子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在1700-10000左右的数量区间波动。

许多故事发生的契机非常简单,孩子需要落户、需要补开医学证明、需要确定谁来支付抚养费,但最终的真相往往会引出一系列惊人秘密。

邓姐常接到法院委托的案子,帮忙确定亲子关系。曾有一家四口来找她做鉴定:父亲、女儿、儿子,和女儿生的孩子。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讲述中,他们需要确定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来判定谁给女儿的孩子支付抚养费。

邓姐乍一听懵了,“父亲是谁,你带来了吗?”

一个更让她震惊的回答接在后面,“要么是她弟弟,要么是她爸爸”。

最终,鉴定结果出来,小孩的亲生父亲是他姥爷。讲述时,怕这些人关系太绕,邓姐又解释了一句,“他该管他姥爷叫爸爸,管他舅舅叫哥哥。”

也有些故事,无关法律流程,无关金钱利益。人们来做DNA鉴定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吃力不讨好的情况总在发生,在动物亲缘鉴定中尤为常见。邓姐去山西的小山沟里做过牛的案子,通过DNA比对,判断村民家的牛到底是不是从别人家偷的,出诊费和鉴定费加起来将近一万,甚至超过了这头牛的价格。但他们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真相永远高于性价比。

鉴定所用于实验的血样

真相是鉴定师的职业坚守,它为迷离的故事写下确定的答案,但有时也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前些年,产前无创鉴定技术还没有普及,孕妇给胎儿做亲子鉴定通常需要抽羊水,而这大约会有1%的流产风险。寻常夫妇中,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但邓姐遇到过一个坚持要抽羊水做鉴定的女人。

羊水取样的时候,出了些小插曲。医生进了手术室三次,又出来三次,说女人完全无法配合,一准备抽羊水,她就崩溃大哭,羊水根本抽不出来。

直到医生在手术室里和女人聊过,最后一次成功抽出羊水后,邓姐才从医生口中明白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少精症患者。她怀孕后,全家人都不相信胎儿是自家的,认为女人出轨了,对她百般苛责。她心里气不过,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家人看到真相。

最终的鉴定结果证明了她的清白,孩子是老公亲生的。丈夫一家转过头开始弥补,但是女人坚持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诉讼。邓姐能够理解女人的选择,“孩子是他们家的,他们才突然对她好了,她不接受”。

三、信与不信

有时候,邓姐也说不清楚有些人为什么要来做鉴定。故事的展开像是一团迷雾,有时甚至能够蒙骗过所有人。真假难以通过争论辨认,只有证据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邓姐遇到过一家五口人来找她做鉴定。爷爷带着奶奶、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倒汽车,再倒地铁,来到鉴定所。

最年长的老头子主动和邓姐提起他们家的故事,老人家看起来挺有文化,条理清晰地给鉴定师们讲,他们一家人,除了他和孙子,其他人看起来都“不太聪明”,村里人就造谣他孙子是他跟儿媳妇生的。他说自己气不过,要拿着鉴定报告回去,告诉村民们别再乱传了。

老爷子说得义愤填膺,接案的工作人员都在感慨,这个老爷子特别不容易,不远万里,带着这样的一家老小,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清白。

但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孙子就是他儿子”。

电话通知老爷子结果的时候,他依旧很平静,不慌不恼,他清楚自己撒了谎。“本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证明自己根本不清白”。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鉴定所的经典案例,总被拿来给新来的鉴定师们讲,“谁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相信,我们只相信最终的证据。”

DNA提取室

现阶段的DNA鉴定,通过基因多态性将亲子间的数据匹配到极致,伴有双人复核及样本比对等多重纠错机制,准确率通常无限接近10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最终的结果。

有些人反反复复求一个不可能的真相。曾有一家三口专门来找邓姐做鉴定,孩子已经20多岁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在上海、北京、南京的鉴定机构做过亲子鉴定,结果都显示,这孩子就是父母亲生的。但母亲始终不信,据说她当年被人性侵过,脑子慢慢地变得有些糊涂,她坚定地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亲子鉴定成为执念的依托,成为心底的疙瘩,无法解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继续。

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教师,整整六年时间,每年都给邓姐写信,问她怎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这位教师已经找过很多机构做鉴定,结果都显示“不支持”。

他也拿着结果问过老婆很多次,他老婆说,这孩子就是他的,做亲子鉴定最看的是经验——结果不对,只能说明他找过的鉴定师们都不可靠。

用于DNA提取的恒温金属浴

如果靠经验,谁才是最有经验的人?怎么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

这个问题邓姐根本没法回复,“你能告诉他你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怎么都证明不了吗?告诉他很多次了,他根本不听。”

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只要做出来的结果不满意,他们就不肯相信”。

确定的结果无非给他们打上又一个问号,愤怒或迷茫紧随其后,但最终,他们还会继续寻找答案——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答案。

相比于人心的执念,有时牵扯上更多利益的结果纠纷,反倒更好解决。

曾有一个律师委托邓姐帮忙做鉴定,鉴定之前,双方客客气气。结果出来,对律师不利,他直接打电话过来骂人,“他把我骂火了,他说我**妈,我说我**妈,然后把电话挂了”。对方再也没有打过来。

四、观念变化

2006年,陕西的电视台专门录制了一档晚间节目,请专家来辩论应不应该做亲子鉴定。

和邓姐一起的还有个律师,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维护父亲的知情权。对面持方的一位心理老师,直到节目结束,回到休息室里,还在指责他们,觉得亲子鉴定伤害了母亲的尊严。

但在邓姐的讲述中,近些年的鉴定故事愈发“随意”。有父亲觉得孩子跟自己长得不像,说要不咱去做个鉴定。母亲就说走,去北京做个鉴定,顺便去玩一圈,来到他们这里。

同事给孩子办满月酒时,邓姐还跟她开玩笑说,免费送她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对方反问道,你以为我没给孩子做吗?邓姐心里估摸着,“他们基本上都做过。”

至于一个不如人意的结果,或者亲子鉴定这个行为本身,到底伤害了谁,又亏欠了谁,人们依旧争论不休。又或者说,人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本就是复杂的,可能很严格,也可能很宽容。

曾有人拿到结果后和孩子反目。结果出来前,父亲还在心疼孩子要抽血,给他准备了一大兜零食拎在手边。拿到结果,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立马变了脸色。孩子跑到脚边,要捡掉落在地上的发票单,父亲上手把孩子狠狠推到一旁。而孩子还因为太小,即便有所察觉,也不能完全理解,生活从此刻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用于做实验的头发样本

但也有些结果,被知晓,被刻意隐藏。曾有一位父亲带着16岁的儿子来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他选择把数据结果保留在鉴定所,藏起这个秘密,一如既往把孩子当作亲生。

这样的男人邓姐见过不止一两个,“首先选择的是保护孩子,其次尽量不让自己的老婆知晓,尽量不破坏自己的家庭。”

同样面对非婚生的孩子,女性通常扮演着一种宽容的角色。

邓姐曾接过一个女人带着丈夫和小孩来做鉴定的案子。孩子是丈夫突然抱回家的,说让帮忙照看。照看了一两年,发现瞒不下去了,丈夫才说了实话,这是他和外面女人生的孩子,但孩子的亲生母亲没几天就失踪了。

接受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一个非婚生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段婚姻里关于欺骗的种种。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能跑会跳的,板上钉钉的背叛的“证据”。

邓姐无从知晓女人的心路历程,但最终的结果是,“无论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我们都会养着。”

不会委屈,不会怨恨吗?

设身处地代入女人的境遇,相信所有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真诚付出的结局,除了面对背叛,还要接受背叛,原谅背叛。

邓姐说,“可能这就是人生百态,婚姻它能包容的东西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