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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我的西

曾是我的工作日,我的星期天,

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语言,我的歌赋;

我以为这爱是永恒的,可是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光,把每一颗星星都熄灭,

把月亮包起,太阳毁掉,

倾尽海洋之水,伐尽森林之木;

因为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幸福欢喜。

——W.H. 奥登《葬礼蓝调》

12月28日,“生父将姐弟俩从楼上扔下坠亡案”再次开庭,生父张波和其女友叶诚尘被判决死刑,而痛失两孩子的生母在接受采访时说,要第一时间去将判决结果念给孩子们,让她们瞑目。但她同时说的话令人心碎——“哪怕判两人死刑,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终的结果。我只能慢慢地去接受这一切。”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丧子是所有丧亲类型中最令人痛苦的。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这种丧子对于父母来说,很大概率意味着丧失唯一的儿子或女儿,令人痛上加痛。这些父母面对的,已经不是“如何走出来”这样简单而短暂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往后余生,与最噬骨的哀伤、再也不完整的生命和孤独的晚年妥协、共存。

一、李兴光:丧女十一年

从愤怒到与自己妥协

在女儿去世之前,李兴光原本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愁事。他的女儿乐乐乖巧懂事,两人关系极好。从女儿上初中开始,他每个假期还没到就会开始跟女儿一起规划行程,之后会开车带女儿一起去一个城市玩上一周多。

那时候,李兴光每年最期盼的日子,就是女儿放寒暑假的时候。他会陪女儿去她喜欢的博物馆、历史古迹,一路玩,一路摄像——在乐乐出生的那年,李兴光买了两台摄像机,之后每年都要用摄像机记录她的生活。这样的录像带,李兴光攒了一箱,想着等乐乐结婚的时候,找人做成一个录影带,一家人可以一起回忆、分享女儿每一年的成长。

然而,这录影带,定格在了乐乐18岁那年的春天。那个星期天的凌晨四点,李兴光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电话那头是学校的老师,说:你的女儿生病了,赶快过来。而等到李兴光赶到学校时,保卫科的人却过来直接说:您女儿已经去世了。不可能,不可能……女儿之前没有什么病,一次也没住过院,怎么可能去世呢?一定是搞错了……

他愣在原地,不能相信。

直到接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直到愤愤不平的朋友把很多电视台的人叫来,看到面前乌央乌央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来;直到在医院看到了女儿被裹在塑料袋子里的尸体,李兴光才终于开始相信,可能真的没搞错,可能真的是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当时只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虚幻的,好像在做梦。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正在放电影,却不知道放的是什么电影。整个世界是如此的不真实,我连哭都没想起来哭。”

李兴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学校的,他当时只想找校领导要一个对女儿死因的解释。然而,他不仅没有等来校方的回应,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等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接、共情他的愤怒与哀伤。几天后,校方连校门都不让他再进,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他心中的伤痛远没有平复,也不可能被平复。“那是我的宝贝女儿啊!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怎么能一句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就了事了?”学校的冷漠堵死了他寻求安慰的最后出口。那一刻开始,他决定,一定要和学校闹到底。

他开始租用学校斜对面的商铺,每天摆上花环,拉了横幅,播放哀乐,闹了一个月,依然没有等到校方的回应。他于是决定起诉学校,开始疯狂搜集资料——调查女儿学校校医的行医资质、在各种报纸上找有关疑似猝死的患者被救活的报道……准备了整整一年,终于等到公开庭审。

但庭审当天败诉的宣判,彻底打破了他最后的念想。法官读判决书的那一刻,李兴光觉得自己好像坠到了什么地方去,大脑一片空白,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最后一点价值都已失去。庭审结束后,法官同李兴光说:“回家吧,慢慢养伤吧。”是啊,回家吧,慢慢养伤吧,养心里的伤——可是没了女儿,他哪里还有家呢?

这之后的近十年,李兴光几乎再也没跟身边的人谈起过自己女儿的事,也不想着再为她“喊冤”了。

“我如今已经慢慢和自己和解了。但是有些伤痛和记忆就在自己心里,你没法抹掉,只能适应。我也不希望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不好的情绪,你就算讲了,别人顶多能安慰你一下,又能怎么样呢?没有经历过丧女之痛的人,没法理解这种感觉:那是五脏六腑活生生地被放在刀尖上去剜的痛啊!这痛由最开始的撕心裂肺、鲜血淋漓,慢慢变得越来越麻木,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痛了。可能随着时间流逝,你已经在生活中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可是,你的生命早已不再完整,早已变成了一个残缺破碎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会恍惚,会突然在某一个下午想:唉?她不是去上学了吗?今天是周五,她不是该回家了吗?然后你才突然意识到,哦,她已经死去十一年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往后的生命里,不会再看到她哪怕一眼了。永远地,永远地。”

二、徐世海:不让悲剧重现

儿子自杀后的一年,开始挽救更多的少年

“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又体面,纵身跃向了自己的向往的自由。把山一样的痛苦,海一样的悲伤,留给了最喜爱他的人。父母的世界,从此便没了阳光,长满了永久的伤。”

徐世海的这段日记,写于儿子浩宇跳楼自杀后的第三天凌晨一点。浩宇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法理解和接受儿子的自杀。在儿子猝然离世前,他从没觉得两人间的相处模式有什么异常:徐世海对儿子很少有成绩上的要求;他从不问孩子考了多少名;儿子爱唱歌,他就给儿子充几千块的KTV年卡;儿子爱画画,他就花钱给儿子报画画班……

那儿子为什么会想不开自杀呢?徐世海一定要问个明白。

他下回浩宇的QQ,登录他的账号,发现了三四个“约死群”,群里的聊天内容,往往都是围绕“死亡”、“自杀”展开。如此黑暗、绝望的内容令他震惊。在找寻儿子去世原因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更多孤独的、敏感的、像儿子一般岁数的青少年。于是,他陆续加了群中那些发“S”字样最多的孩子,跟他们聊天,陪伴、劝导他们。后来,凡是在网上给他留言的,徐世海看到都会回复,有需要时也会把电话微信给他。

一年多来,他已经和不知多少个孩子聊过天。跟他们聊天越多,他才越来越理解他们心中的苦。有些孩子遇到的处境听了让人愤怒,愤怒到无法忍受,只好半夜自己跑到院子里抽烟。这时他就会越怕,怕自己没有劝导成功,孩子最后还是走上了绝路,那么又将有一对父母陷入没日没夜的悲伤之中。

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徐世海更会想起自己的孩子,也会有更多的内疚、自责,觉得如果能早一点发现这些问题,也许儿子就不会走了。同时他还会升起很多愤怒与遗憾:把别人的孩子救了,自己的孩子却没救到。但即使这样,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做下去。毕竟自己经历了这种丧子之痛,不想让更多的家长再承受这种打击了。

有时,在徐世海的想象中,儿子在他现在的世界里幻化成一只正义又有能量的天使,来帮助小伙伴们战胜一切邪恶的教唆与思想。现在,帮助更多的孩子、家庭,也成了徐世海的责任。每每想到这里,徐世海那颗快要灭掉了的心,就一下子又燃烧起来。徐世海知道,这是儿子给他的力量。

三、丧失子女的父母,究竟面对着什么?

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丝在其《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提到了“五阶段论”,该理论很快就成为哀伤心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五阶段包括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在上文提到的两位父亲身上,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五个阶段:

首先,是否认。面对孩子死去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

第二阶段,是愤怒。难以置信的父母会觉得不公:“为什么?凭什么是我的孩子?“会试图追责,试图找出是什么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第三阶段是沉浸在“讨价还价”式的假设之中。比如:“如果当时我的孩子当时有被及时送到医院/如果那一晚我没有说那句话…… ”

第四阶段则是沮丧抑郁。父母最终会明白,无论自己怎样做、怎样想,都无力回天。最终会陷入无助的境地。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接受。丧亲的父母最终回接受现实,与哀伤妥协,努力带着伤痛建立起新的生活。

在经历这些阶段时,人的情绪会经历很大的起伏波动,就像美国作家琼狄迪恩描述的其丧女之后的感觉——“心中的愤怒、没来由的狂躁和盲目的暴虐”。

《蓝夜》书写自己与女儿的离别之痛

根据 “哀伤五阶段”论,当人处于“愤怒”的第二阶段时,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愤怒裹挟,将对愤怒情绪的发泄作为一种转移和减缓剧痛的方式。这种愤怒会在无意识中指向身边的人。这种愤怒不仅损害人的健康,让人容易陷入自责,而且会对当事者的人际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此一来,丧子父母所面临的孤独,往往是致命的。

丧子的父母不仅面对着内在的愤怒、愧疚、孤独感、被抛弃感,而且还要面对外在的压力。由于他们的痛苦太深重,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般无法理解。尤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丧亲在很多时候会被看作一种不吉利的事,长时间沉浸在哀伤中的父母也往往会受到歧视。

正如李兴光所描述的,“跟曾经的朋友相处时,总有一种不再平等的感觉,别人要么是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你,要么是特别地‘照顾’你,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即使是身边关心自己的人,也往往会劝说他们“快点走出来”,“不要再悲伤了”,殊不知,有相当比例的丧亲者心中的伤痛已经演变成病理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延长哀伤障碍”。

前者包括闪回、噩梦、对创伤事件无法控制的思虑等,而后者包括伴随着剧烈的情感痛苦而出现的情感麻木、难以体会积极情绪等哀伤反应,同时伴有生理性的失眠、无力、免疫功能下降。这些反应都会让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功能受损。周围人或出于好心,或出于厌倦地生硬否定丧亲者的感受,只能让他们更加感到不被理解。

视频截图

四、丧子父母如何疗愈哀伤?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建平撰写的《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失独家庭心理疗愈》一书中,王教授为丧亲的父母介绍了应对内心哀伤的方法。

父母首先要学会面对内在的愤怒、哀伤与内疚。可以同可信的亲友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交谈,通过谈论这种愧疚,并倾听他们的意见,从而审视自己的哀伤和想法,不至任由情绪发酵,陷入悲伤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同时,明白自己为何愧疚,为何愤怒,诚实地面对它们而不回避,也可以使自己对这些情绪产生意识,而不是被它们掌控。

但对于陷入某种负面情绪的循环的父母来说,这种自我调节往往是艰难的。因此,主动走入人群、寻求外部帮助也是重要的一步。哀伤心理学家西尔弗曼博士在对丧偶者心理互助群体的研究中发现,有共同经历的哀伤者可以彼此提供有效及时的互相疏导与帮助,这也被称为“第一道防线”。

只可惜,在中国,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并不普遍。徐世海说,儿子刚走时,他也曾想组织一个群,让同样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家长们互相抚慰,却遭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拒绝。这一是因为不愿意拿伤口出去展示,二是在中国的环境和传统之下,很多人会将丧子看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更多家长选择了闷在心中,自己消化。

同时,国内也几乎没有专门、有效的机构,能为这些家长提供帮助。在许多发达国家,哀伤心理治疗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治疗门类,已经较为发达,但是这一门类在中国尚未发展成熟,加之在国内,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度并不够,丧亲父母们会采取的普遍甚至唯一的过渡方式,都是靠朋友们的陪伴和劝导,来慢慢熬过最初几个月的丧子之痛。李兴光是靠朋友们的轮番陪伴才度过最煎熬的前半年;徐世海刚刚丧子后,也是朋友们们请假轮流开车带他去各地旅游,陪他散心。“虽然这远远不能填补心中那份剧痛,但是这样的感动和温暖,已经是我在人生至暗时刻里最需要的光了。”

可是亲友们的陪伴都只是暂时的。朋友们渐渐回到各自的生活后,这些父母们又要在如今空荡荡的房子中,独自面对心中的伤痛。许多父母会在这时选择让自己忙碌起来,以此搁置、回避悲伤。徐世海和妻子就不顾四十多岁的生育高龄,冒着风险又要了一个孩子。“否则怕自己太闲了,触景生情,活不下去。当时为了要妞妞,不停地孕检、孕保,跑个不停,一忙起来就好多了。从前,我爱人每天像半个死人一样,都哭傻了。现在哄着小妞妞的时候,烦恼也就靠边站了。”

许多父母也会选择投身一个新的事业,让自己忙起来,动起来。李兴光在初丧女之后会不停地与学校打官司、收集资料,徐世海则选择去劝导、“拯救”更多绝望的青少年,并之后真的去学习了心理咨询师方面的知识,考过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证书。

当然,无论怎样努力,丧子的哀伤只能和解、共存,而无法消除。痛失所爱的父母们,也只能用自己的余生在绝望之中抗争,顽强又坚定地在之后的漫漫时日里,面对、审视与重置自己对孩子深切而真实的爱,以自己的方式适应日后不再完整的人生,与这人世间最深切的哀伤和解、共存。

感谢所有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