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只有 1%。”

这是吴为不饮酒的第 2148 天。

他经营着一家日料店，几周前，吴为去超市进货，经过一个酒精饮料区，看到货架上有一瓶清酒。这原不在他的清单上，品质也没有自家店里的好。“但我就站在那里，足足五分钟，在想要不要把它拿下来。”他取下这瓶酒，心里想，如果加一杯干姜水，这个味道是什么样？

这个念头吓了吴为一跳，“我为什么会产生想喝一口的念头？”他已经走到了收银处，又把酒放回去。

购物时，这样的往复对常人来说再常见不过，但对吴为来说，并不是。他像一张满张的弓，对脑海中生起的要饮酒的念头时刻防御。“我已经停酒 5 年 10 个月了，但饮酒的冲动还一直在我脑海里。但现在我能够察觉到这一点，我会用一个简单的行为摆脱它，保证自己的安全。”

和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人一样，在吴为 47 年的人生中，有一大段是浸泡在酒精中的。酒精一度让他自以为获得救赎——满涨的自信、更好的社交。但很快，吴为也成为了酒精的奴隶，为了获得一口酒，他遍寻理由。

今天的中国，酒精滥用的情况十分显著。2002 年，曾有一个形容，中国每年耗酒量相当于一个西湖的水量。这一数字每年正在以惊人速度上升。有数据显示，1978 年，我国每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为 2.5 L，这一数字在 2020 年接近 6 L。

2003 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每 100 个 15 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近 4 个人有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依赖”。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 4000 多万人正处于危险之中——除了可能引发暴力、犯罪、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之外，酒精还会带来躯体疾病和精神问题。

但真正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并接受医学手段治疗的人，凤毛麟角。“可能只有 1%”，一位浙江三甲医院的物质依赖科医生告诉我。

这是一群人和酒精缠斗数年的故事，他们以及身后的家庭一直在小酒瓶里打转。

有人和妻子斗智斗勇，千方百计藏酒，鞋柜卫生间米桶后；有人痛饮的时候快意十足，清醒时几乎被愧疚吞没；有人从医院结束戒酒治疗，出门就直奔超市买酒；有人因为爱人的陪伴，最终一点点戒掉；有人走进一间满是戒酒者的房间，坦然地开场，“我是一个酒鬼，我今天没有饮酒。”

第一口酒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吴为和酒精的相遇，大抵是“它赋予你力量，同时也剥夺你的力量”。

他出生在福建农村，家里有许多孩子，他话少、性格内向，并不受重视。童年起，爸妈时常吵架，很多时候，他被当成了出气筒。“最后是大人哭，我也哭。但我哭的时候，内心不是关心我的母亲，我是恐惧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经常这样。”

几十年后，他提起记忆里的那个孩子，隔着时间海，“很多时候犯错，也只是想要一些重视，要一些温暖”。

不只吴为，许多青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发现有太多东西让人不快乐。13 岁到 16 岁期间，每种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曲线从平缓变得陡峭。孩子们仿若一座座建筑，自我和外界的急剧变化在建筑物里留下了泥水浆和裂缝。于是，很多人在成年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修复和重建。

吴为开始逃学，那些校外的伙伴带他去看录像，那个年代流行香港的江湖片。看完电影，大哥一挥手，豪迈地说，我们去下馆子，你要不要一起来？

当然要。大排档里，他接过大哥递来的一杯啤酒。其实并不好喝，但吴为觉得，“有人看到我了，他看得起我，他关注到我了”。

十几分钟，酒精很快起作用了，他的思维迟钝不清，但又异常集中。他的身体感到轻松而愉快，说着胡话，但那些日常的忧虑和自卑消失了。通常，他很在意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够不够酷？我是不是有趣？我让他反感了吗？这些统统不见了。连珠炮的话从嘴里蹦出来，他显得无忧无虑又自信，也不在意世界如何回应自己。“我第一次不用再逃避”。

许多人跟我描述他们青春期饮酒的故事，多么容易获得，就在超市的货架上，饮酒的朋友就在身边，我们干杯。

但他们很快就见识到了代价，哪怕是最轻的。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他的“第一口酒”，高中时他和朋友在野地里喝了一夜，醒来时冻僵了，呕吐物厚厚地粘在身上，他躺在床上好几天。但这不是最糟糕的，他又回到了现实的一团乱麻中。他跟自己说，等有一天，我要再尝试一次。

一份面向 400 人的成瘾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 65.9% 的人报告了童年时期被情感虐待和被忽视。创伤严重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终生酒依赖的风险就增加 18%。

烟草和酒精都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极易获得的成瘾性物质。另一份研究也显示，早年接触到成瘾物质和成为成瘾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接触酒的理由总有很多，在中国，还有文化的土壤。50 岁的山西人王鑫告诉我们，他家里是做生意的，逢年过节，总要拜访官员们。哪怕他才十几岁，但父亲也总让他喝一点表示敬意。“应酬”成了他成年后饮酒越来越多的借口，直到再也无法摆脱酒精。

给我酒

18 岁的时候，吴为从中国来到德国科隆。他需要一份工作，照着厚厚的电话簿一个一个电话拨出去，“您这里在招人吗？”这对于不善言辞的男生来说，很难，几个月吴为都没有办法拨出一个号码，为了这趟行程，他已经花费太多。

德国的啤酒太便宜了，出去买菜，一抬头，货架上就是。吴为吞下酒，随着越来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身体，神经元抑制了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脑环境，那些嘶嘶的嘈杂的背景声被静音。他不再是孤立、无助、恐惧的，明天会好起来，债务总会还清。

很快，吴为已经离不开酒精了。喝酒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连工作都是为了喝酒成立的，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工作？那我就有钱去买酒了哈哈哈哈哈”。

早晨起来，去上班的路上，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今晚要去一个酒吧，不，两个吧。他甚至跟自己打赌，今晚是哪一个酒保来上班，也许是托马斯。吴为在大脑里构筑着酒吧、酒保、灯光、气味，还有一杯杯流淌的酒水。这一天的开始多么美妙！

除了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解释外，也有相当研究指向遗传因素。在家系研究中发现，相比无酒精使用障碍的家庭，在现有酒精使用障碍的家庭中，其饮酒的子女最终发展为酒精依赖者的危险性要增加 2~7 倍。

38 岁的艾薇曾提起她的家族，她出生在河南，祖籍山东，家族素有喝酒的习惯，“且很能喝”。包括她在内，很多人讲述自己早年的饮酒史时，都有类似的表述，“给别人喝翻了”。他们认为自己对酒精有更大的耐受性，从而不会成瘾。

但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误读，研究表明，高代谢和药效学耐受性会产生更大的酒精依赖风险，耐受性可能是躯体依赖最初的迹象之一。

艾薇饮下更多的酒，是因为前夫出轨，她戒酒消愁。每天睁眼喝，闭眼喝，凌晨还在喝。到最后，她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不是她放不下那段感情，而是她“有瘾了”。“说好不喝了”，但瓶子、液体颜色、气味、小酒馆的模样、酒杯碰撞的声音，都轻而易举地击溃一个人的防线。

在医学角度，这叫环境和线索，当上述情境出现时，人会出现渴求和控制力下降。这一假说是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之上，酒精相当于食物，渴求相当于唾液分泌，线索相当于铃声。

为了获得酒，你永远无法猜到一个成瘾者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为了怀孕，妻子强迫吴为戒酒三个月，当知道妻子怀孕的消息时，吴为的喜悦并非“我要做父亲了”，而是“我终于可以喝酒了”。上午知道消息，下午就开始喝酒。他滔滔不绝地给妻子勾勒未来的美好生活，但脑海里全是喝酒的畅快画面。“为了喝酒，我可以说任何太太想听的话，什么都可以。”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一位妻子向我抱怨自己的丈夫，“你知道他有多能藏酒吗？鞋盒里、卫生间、米桶背后，嘿，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有的时候，藏酒藏得自己也找不到，趿拉着拖鞋去楼底下小卖部，钱都不付，仰脖先来一口。”“都疯了”。

酒杯里的失控人生

回顾自己的饮酒史，韩霖觉得有些讽刺。27 岁的他是在英国留学时沾上酒的。因为学业，他开始焦虑和失眠，父亲说，“要不就喝点吧，起码能睡好。”

韩霖买了一瓶威士忌，兑着可乐喝，一边喝一边看美剧《纸牌屋》，里面有一个角色 Doug，就是一个酒依赖者，每当遇到挫折和危机，对酒精的渴望就蠢蠢欲动。即使这样，那时的韩霖，也并未对酒有任何提防心态，他还沉浸在酒精带来的专注和好睡眠里，直到越喝越多。

长期在物质依赖科室工作的医生总结出了一些典型症状：如果一个人喜欢不分时间、场所在短时间大量饮酒；酒量持续每天超过纯酒精 150ml；连续几天饮酒，不吃不喝，一直饮到呕吐；喜欢晨起饮酒；经常独自饮酒；有藏酒行为；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嗜酒者。

在韩霖提到的《纸牌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嗜酒者 Doug 用针管吸了烈酒，注射进喉咙里。他仿佛在昭告，我说喝多少就是多少，我还能控制，我不是酒精的奴仆。

但他、他们的人生早已因为酒精失控了。

研究显示，酒精会严重损害成瘾者的心智能力，慢性酒依赖导致广泛的脑结构改变。高达 70 %的酒精相关问题治疗者的记忆、抽象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力、专注力和情绪感知能力遭受严重的损害。即使戒酒，慢性重度嗜酒者的大脑功能也无法恢复如初。

吴为失去了更多的朋友。他喜欢在喝酒时高谈阔论，酒精蒸腾，他开始吹牛，不负责任地许诺，“酒精构筑了一个个幻想，但都是现实没有的事情”。

两三次之后，一个朋友对他说，没法聊下去了，你如果继续喝酒，这辈子就完了。吴为依然没有收敛，甚至在饭桌上，和朋友的妻子吵架，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我兄弟瞎了狗眼找你这样一个女的。”对方逼急了，问丈夫，“你选择我还是他”。

九年饮酒史中，艾薇试图“干戒”，这很容易出现酒精戒断综合征，也是成瘾治疗中常见的事件。患者一旦停止使用酒精，就会出现包括颤抖、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失眠、胃肠不适等症状。10 %的酗酒者甚至会出现癫痫发作和震颤性谵妄，比如在视觉、触觉和听觉上产生幻觉。

“我不喝酒就会抽搐，好几次，如果我妈真的进卫生间洗澡，我就完蛋了。她通常会在我旁边放一个毛巾，或者小包餐巾纸，因为这种症状时没有预兆的。只要我妈一看，我不正常，开始吐，甚至咬舌头，就会赶紧把我的头往右侧转。不然，呕吐物会进入呼吸道，会把人呛死，头向右转，口水就会顺着脸流下来，不会咬到舌头。”

一分钟后，艾薇的症状缓解，但整个人非常疲倦，她甚至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肝硬化、急性酒精中毒、脑卒中，酒精给人体带来诸多伤害。刘威，一个 400 人的戒酒互助 QQ 群的群主，告诉我，成立 QQ 群以来，每年，总会收到那么几条家属信息，“他死了，喝死的，我退了。”

更不要提，酒精给整个家庭系统带来的伤害。

在美国，有一个专门词汇，酗酒家庭子女。他们主要面临三种风险。成为酗酒者的风险较高；此外，由于在出生前就有接触酒精的风险，认知、生理和社会心理会出现问题，甚至有一种疾病叫做“胎儿酒精综合征”，即孩子会表现出形态异常、生长迟缓和中枢神经缺陷的问题；同时，酗酒家庭是一个充满混乱、不确定的系统，在其中，暴力和虐待出现的比例极高。

在互助会中，一位双相轻症合并酒精依赖的患者家属告诉我，“我爸爸年轻时冲动老是打我妈妈，以至于我对他印象不好。但他并不是十足的坏人，像这样的老一辈酒依赖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我希望年轻的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过好一点的人生”。

我在成瘾门诊遇到了刘柱，他来治疗是因为儿子拒绝他参加自己的婚礼，理由是，他会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失态，让自己甚至整个家族蒙羞。我们对话时，即使戴着口罩，若隐若现的酒味从对面传来。他说，“不好意思，来之前整了一点，不然我出不了门”。

我今天没有饮酒

在饮酒的九年里，艾薇进了五次医院。医院的精神科环境相对封闭，生活更规律一些。一间屋子四张床，可以靠打牌打发时间。但对艾薇来说，没有用。“第一次进去住了一个月，出来第二天就喝酒，而且是报复式的”。

和很多家属一样，艾薇的母亲无法意识到酗酒是一种疾病，她斥责女儿，“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戒不掉，这难道很难吗？都是喝，你喝牛奶喝饮料不行吗？”

有着 15 年酗酒史的马林告诉我，在此之前，他就是如艾薇妈妈所说的，这样理解自己的——一个给自己不断找借口的失败者。他甚至一度感觉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一个人站在酒柜旁，取出酒，心满意足，另一个人泪流满面，不停斥责自己，“不要脸”。

最后，他在马路边喝醉，被送进医院，有人建议他去医院成瘾科看看。

“这是一种病”，他反复强调这句话。数年前，他遇到了回龙观主任医师牛雅娟，对方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种病，不是道德问题”，他感觉自己的枷锁全部瓦解，当年已年过 50 的男人坐在医生面前捂着脸哭。

相比男性，女性在这方面会遭遇更多道德的压力，艾薇感受更明显。“一个男的喝多了，在大街上把上衣脱了，光脚或者骂人，很多人觉得，还算正常。但一个女的这样做，就会被唾弃，甚至猜，你是不是某一种职业？”

医生们也注意到，临床遇到女性成瘾者的数量更少一些。一方面，从性别来说，酒依赖的男性确实远多于女性；但另一方面，女性成瘾者自我暴露之后，可能会承担更多的道德指责，她们的羞愧远超于男性。也因此，她们选择向外界隐瞒，从而无法得到更多的家庭、社会、医疗系统的支持。

如今，酒依赖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现代医学难题。针对酒精戒断治疗，医生们一些时候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逐步替代酒精进行治疗。这类药物有效，但会增加镇静、记忆障碍、抑制呼吸，并有成瘾风险。

对于抗渴求的问题，医生们会使用纳曲酮等药物，降低酒精的奖赏特性，以此抵消酒精行为反应的重要一环。医生们同时都会强调，“难戒的是心瘾。外面满大街是酒，你让他在医院不喝酒，能做到。出了门就是超市，一抬手就能拿。这怎么办？”

2018 年，回龙观医院在病房里搭建了一个线索暴露室，打造成酒馆的模样。日光和暖，四人桌椅排开，挨着墙有酒柜和吧台。

医生们定期将患者暴露在这样的线索环境中。医生让患者看图片，都是和酒相关的东西，给他们播放视频，让他们接触接触酒杯酒瓶，甚至更进一步，让患者面对真正的酒。在不同阶段，患者对酒的渴求一步步升级。这个过程，医生们通过放松性的治疗一步步让对方的渴望自然消退。

团体治疗也被认为在酒依赖治疗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分享戒酒方法。同伴的经历、戒酒动机都会增强个人对康复的承诺。

1935 年，失意的美国股票经纪人威尔逊遇见了外科医生史密斯，因为都具有“酒鬼”这一共同点，他们一起创办了戒酒组织，嗜酒者互诫会。

AA 线下会的指引牌，图源：吴为提供

2000 年夏天，两位中国医生在美国发现了 AA，将这种模式带到了中国。基于匿名的特点，我们并不能获知中国参加 AA 的有多少人。由于新冠疫情，很多线下的互助会改到线上。

AA 有多个频道，在不同频道的微信群中，管理者每日发布会议链接。晨会在 6:30 开始，最晚的会议在 21:30 开始。主持人由停酒稳定的成员担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今日有感”分享，成员们自愿入会，自愿诉说。

会议不仅仅是寻找共同点，也是记录自己清醒天数的“仪式”。参会者将在聊天框里打出自己的停酒天数，由主持人一一念出，“恭喜‘再来者’1023 天，恭喜‘慎言’26 天，恭喜‘一叶知秋’1988 天……恭喜以上分享清醒天数的会员，也恭喜没有分享清醒天数但依旧清醒的会员。”

2014 年，经历过戒断中心、药物治疗的吴为，第一次走进 AA 协会。他害羞地打招呼，“我是一个酒鬼”。他第一次觉得这里包容了他的一切，作为一个“酒鬼”，他很轻松地就融入进来，他属于这里。

吴为的清醒时间已经超过 2000 多天，妻子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还依然在这个协会里。对于妻子而言，那些和酒相关的混乱日子，就应该被打包一起丢进垃圾桶，再也不要沾。“不是这样，对于酒鬼来说，我们没什么远大的目标，只要保持今天不饮酒就好”。而每一次的团体活动，都在加固吴为的防线。

德国 AA 现场会的提醒标识，文字大意为“请你把在这里见到的听到的留在这里”，图源：吴为提供

但对于女性来说，在团体治疗中，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自如。一位 AA 协会的女性会员向我描述她的困境，“很多时候，话题都是男性在主导，我们很难谈论更深层次的自己，也无法跟他们分享个人生活”。不只是她，一些女性会员甚至会接到男性会员的骚扰信息，“我希望这个环境更健康、安全”。

艾薇戒酒已经三周多了。她认为，这得益于再婚丈夫的爱和对方给予的安全感。她酗酒最严重的时候，如果丈夫去做饭，艾薇“哗”地扯开门，打车满大街找酒，喝得大醉。丈夫跟在她身后满街跑。对于妻子的酗酒，丈夫几乎没有指责，只是陪伴，或者递给酒后的妻子一碗刚刚煮好的面条。

“他现在一直陪着我戒酒，就好像跑步一样，我一天跑一段，离终点不远了。在他眼里，我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