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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Kurt Lewin在一家餐厅用餐时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Lewin意识到，直到客人吃完饭走之前，服务员都能够一丝不差地记住这个客人订单，然而在客人走后，他们就完全不记得那些订单了。Lewin的学生、苏联心理学家Bluma Zeigarnik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她开始在实验室里对此展开研究。在一组现已成为经典的实验中，她给志愿者布置了一系列任务(比如组装一个纸箱，用粘土捏一个，或者算数)，然后她会打断他们，看看志愿者们到底都记得些什么。

Zeigarnik因此发现了人类大脑的一个怪癖:当一项任务未完成时，我们似乎很固执地无法停止思考它。心理学家仍在争论原因，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大脑为了防止这件事情从我们的短期记忆里消失而进行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刷新，就像有的人在前一天晚上会把第二天出门要带的东西直接放在门口，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无论最终的原理是什么，这种现象都被称为Zeigarnik效应。研究任务管理的心理学家表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面对组织工作和生活的挑战时总是感到疲惫不堪。当我们面对所有未完成的事情，比如要写的电子邮件、要回的电话、要联系的人、要问候的朋友、要起草的备忘录、要帮助的孩子等等，我们就好像一个在同时服务100张桌子的服务员。如果你某天凌晨2点躺在床上的时候，大脑突然对着你尖叫“你这件事情还没做！”，这便是你的Zeigarnik时刻。

一个合格的待办清单应该能起到缓解Zeigarnik效应的作用。2011年，心理学家E. J. Masicampo和Roy Baumeister指出，事实确实如此。他们给志愿者一项任务却不让他们完成，从而触发Zeigarnik效应，使这件任务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妨碍他们做其他工作。之后，心理学家允许志愿者写下他们打算如何完成这项杰出的任务的计划，很快，Zeigarnik效应就减弱了。写下未完成的那件事，把它从你的头脑中解脱出来，似乎可以帮助你停止反复思考这件事。

确实，那些经常写下自己的待办事项的人的大脑似乎不那么紧张。卡尔顿大学心理学博士生Shamarukh Chowdhury发现，制定待办清单的人比不制定清单的人拖延的可能性更小。更令人欣慰的是，贝勒大学心理学家Michael Scullin的一项研究发现，制定待办清单的人平均比没有制定的人早9分钟入睡。

待办清单应用的开发者们都能本能地感受到Zeigarnik效应的挑战。他们说，他们的应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要让我们无障碍地输入任务。这些开发者们都在努力地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即时:打开手机上的应用，或者对Siri或Alexa大喊，或者把一个新的待办事项用邮件发送给应用。

问题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去计划。应用程序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一堆待办事项中添加更多的待办事项，更何况把大脑从Zeigarnik效应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也很好，于是我们只是疯狂地制作待办清单。

拥有三千万用户的Todoist的创始人Amir Salihefendić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们一直在拖延待办事项。然后突然之间就会发现最后有上百件事情要办。”几周或几个月后，你的Todoist就会变成一个摇摇欲坠的待办金字塔，让人难以忍受。Omer Perchik是另一款应用any的开发者，他则把这个问题称为“耻辱清单”。

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你已经体验过这样的感觉了:我们会惊慌失措，放弃，然后投降；我们“宣布破产”，我们放弃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待办清单，然后又重新开始。

你可以再次责怪Zeigarnik效应。列一份待办清单所减少的压力多到甚至让人们忘记了完成这项任务本身应该有的压力。Perchik说:“人们觉得，只要他们把所有的待办事项写在某个地方时，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那些事情依旧还堆在那里，而且不仅仅是一堆。

因为周遭对我们的期望变得更高，所以我们总觉得自己已无助地被待办事项淹没。据估计，从1980年到2016年，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约7%，而硕士的涨幅超过9%。除了有偿劳动，社会工作也在增加；各种的信息、帖子和社交媒体互动都在增加，哲学家兼技术专家Ian Bogost称之为“过度就业”。

(我们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通过这些应用和清单，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拖延有多么严重，但这其实是一种受害者有罪的论调。事实上，能解决拖延症的并非更好的应用程序，而是更轻松的工作、更少的债务压力和更理智的公民关怀。说得更直白些，根据我在加拿大的经验，如果能把“管理极其无用、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保险”从人们的待办清单上删除，那人们就会少很多压力。)（译者注：加拿大会为其国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

不管这到底是谁的错，待办清单总是高度私人化的。美国人制定待办清单的行为有着很深的清教徒色彩。Benjamin Franklin是最早提出待办清单这个点子的人之一，他创建了一份“美德”清单——节欲!节俭!节制! 他打算每天都把这些落到实处。正如尔大学的信息科学家Gilly Leshed和计算机科学家及文化理论家Phoebe Sengers所言：“人们遵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人’的准则，” 做的事情越多就代表这个人越有能力。

在美国人的概念里，待办清单应用是一种奇怪的道德约束。没有人会在打开文档或PowerPoint的时候想着“这个软件会让我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人”。但对于待办清单的使用者来说，“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人”却是最重要的。图书销售跟踪公司BookNet的产品经理Monique Mongeon说：“每个人都认为，有了这个待办清单，我就会成为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孩子、最好的员工、最有条理、最守时的朋友。然而，当你开始用某样东西来管理你的生活时，就代表你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它，说明你的生活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们试图通过待办清单来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当我们失败时，我们的情绪会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低落。

“自以为是”是一个被程序员们经常拿来形容各种待办清单应用的词。这些应用打着帮助我们管理任务的幌子，把我们局限在一种特定的完成任务的方式上。待办清单应用实际上是在规训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但仔细想想，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一串代码应该管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任务管理工具的感觉如此极端。我们要么热爱它，要么鄙视它。

Jesse Patel患有多动症，想要一个能满足他思维需求的工具，所以创建了应用程序Workflowy。2000年代末他担任了一家公司的业务发展主管，要负责“五个不同的大领域，并且每个领域都有30个不同的子项目。”他注意到，一个工作任务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子任务，一个子任务下面又会有许多更细小的子任务，就好比套娃一样，“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承受了。” 他发现，大多数待办清单应用在解决“套娃”这个问题上的方式都不太尽人意。他想要一个“分形”工具，可以把每个待办事项分割成更细化的子待办事项。

因此，他自学编程，并创建了Workflowy，其功能如下:当你打开一个新项目时，你所写的项目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子项目，所有这些子项目都可以被拖放和重组。如果清单看起来太杂乱，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折叠起来，这样你就只能看到你的顶层任务。Patel说:“这便是你的思维宇宙。”

译者：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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